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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翰林、台谏官员的举荐制度，却鼎力支持仲淹的好人荐官改革。知道钱明逸上奏请罢举官制度后，当即上书论辩，逐条反驳，连账也算得倍儿清。

他的账，与明逸算的完全不同：一个被荐官员，按要三个人保举算。两制以上官员不足五十个人，全数保举，一年也只能保出十五个人来。何况，还有三个以上的人保举一个，或一年之中根本不保举的人呢？仅算账一项，也可以看出明逸他们是如何恣意欺骗了！

可仁宗此时已移情别恋，同样是三加五，他也只认钱明逸的账清，根本不买欧阳修的账了。很快，诏书就下来了：两制以上举荐的路断了，官吏仍旧按惯例升迁，论资排辈。不过，钱明逸的账也有不精明的地方：范仲淹一拨的，差不多快被清洗光了，两制以上已没有力量。那么，限制的反倒是钱明逸这一边的了。这账，不是成了一本蚀本账吗？

封荫官僚子弟，也有过一点儿小小的扼制，添了一点儿规范。有人上书不满，新规定也罢了，一切照旧。监察御史包拯看不过去，上了一本，极言过去封荫制度的弊病，改革抑止的必要，请求不要废了庆历三年的新措施，但奏上之后，只如石沉大海，连涟漪也没能撑起一个。不久，更有人上书无端要求广施恩泽，封任子弟。封荫之风，倒愈益变本加厉了。

转运使带按察之名，从一开始就受到猛烈攻击，闹出许多是非。现在赶上江河日下，自然更难逃噩运，被下诏彻底罢了：转运使再不带按察之名，更不得按察生事。

一切都恢复了原状，那些更张生事的人的日子，自然益发难熬了。

韩琦曾参与过新政，新政弄成这样，他不能无动于衷；范仲淹、富弼又是与他一起进退的，他们纷纷被贬，他也不能不同病相怜。自己又天性激烈，不是那种能够装呆卖傻的人。凡此，都注定了他不能不说话。

他专门奏了一本，为杜衍、范仲淹、富弼辩护。其中特别提到，富弼已近国门而不准还都，这样羞辱大臣，实在有伤国体，无形损失不可尽言。为扯开朋党之嫌，他特别提到：搞朋党总是为了升官，没有为了朋党而谏救大臣，自找霉倒的。请皇上务必不要疑心他搞朋党，而宽恩大臣，使他们能尽忠国事。

奏本上去，毫无消息。不但没消息，人家已经开始动他的手了：前些时候他为苏舜钦、王益柔说话，他们早已侧目牙痒。这一回又来逆流，岂有再放过他的！

不是怕人说朋党吗？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又抖落了他的一本陈年老账：处置水洛城失当，罪责难逃。还找来当时受到打击的当事人董士廉，让他到京城来告御状。

水洛城在德顺军管界内，地处渭州与秦州之间，雄踞陇山，堪称渭、秦之间的交通要地。一旦边防有事，秦州、渭州的援军即可以由水洛城源源而出。原来没有城。真宗的时候，知秦州的曹玮才着手经营，后来也有人相继努力修筑，但始终未能完工，没有个城样儿。不为别的，这儿历来是羌人住的地方。羌人有生番与熟番的区别：所谓熟番是投降大宋，已经汉化的羌人；生番则归属不定，有时投诚，有时又背叛。而水洛城所在的地方，恰恰生番居多。因为他们或降或叛，没个准头，修城也就只能时断时续，终于没有结果了。

水洛城北边的静边寨寨主刘沪，为守寨起见，也想立一功，要把水洛城给修起来。那时还是郑戬在当陕西四路都总管，郑戬当时就拍了板，并委派著作佐郎董士廉与他一起促成此事。这刘沪也还能干，先以大兵压境征服了土著生番，以后又恩威并施叫他们服服帖帖，水洛城的修筑终于重新启动，进展相当顺利。这事也报告了朝廷，朝廷还通令嘉奖过。

这不是没事了吗？可郑戬却调到永兴军去了，韩琦当了宣抚使，前来陕西宣抚。

已经知渭州的尹洙，先就不同意筑水洛城，郑戬当道，他没法儿说。韩琦是他的老上司，自然可以无话不谈。韩琦自己先在泾原、秦凤路任经略、安抚、招讨使的时候，对修水洛城就不感兴趣，否则，他也想办法修了。尹洙一说，他更反对了。当时就下令，要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修得好好的城池，朝廷又明令嘉奖过，他们两人如何能就那么停了？

“军令如山，他们居然抗令不遵？尹知州，派人去将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韩琦火了。他一向是个法出令随的人，如何能容忍别人违抗军令！

郑戬走后，尹洙已经不止一次要刘沪、董士廉停工了，都没用。有韩琦这句话，还不立马派人吗？

他一派就派了个横的：泾原副部署狄青。

这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