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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悄悄到了香港，用的是自己的通行证（红本通行证和老鹰国护照都已经交给Katherine　了）。在尖沙咀一间很偏的酒店住下，然后到街上的公用电话给Sandy　打了个手机“我想见她！”Sandy　很吃惊“你在香港？”“嗯！时间地点你给我在msn　上留言吧”

过了两天，我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Sandy　终于留了言，下午在港岛的天星码头见。

那天下午我在码头边的一个椅子上等了2　小时Sandy　才来，只有她一个人。

我很失望“她不愿意再见我？”

Sandy　拿出一个薄薄的信封“只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我收下信封，不知道该说什么。

Sandy　转身要走，我想了想，叫住她“Sandy　，谢谢你！”

她轻轻笑了笑，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我慢慢坐下来，撕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5　年前我们刚到广州，挑写字楼时在中信对面小广场的一张合影，那是我和她唯一的一次亲密动作，我右手轻轻揽着她的腰。当时我才25岁，她34岁

照面背面有八个钢笔写的繁体字“難忘歲月，永記于心”

我在码头椅子上一直坐到了华灯初上，静静的看着不远处的2IFC北角那一层。她的办公室在面向维港这边，她是不是也在透过落地玻璃望着楼下码头上那个跟随了她5　年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苦涩滋味充满心间，就像当年的那首《一生何求》：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当天晚上我过关回了大陆，补了张回成都的末班机票。在宝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在卫生间里把那张照片烧掉了。难忘岁月，永记于心，只是我已经长大。

到了2007年4　月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资收购的政策突然来了个大改变（当然肯定也有一些中美高层角力的原因），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开放了很多行业。基本上北角这种公司存在的必要性降低了50％。外资财团现在可以明目张胆的进入中国，很多事情也没必要再偷偷摸摸不知道这是退步还是进步？但是至少，从事北角这一行的人都可以“见光”了。

我去上海见了一次Elsa。　她当时没事，在休假。我们吃了晚饭，又一直呆到半夜。交谈的一些内容不能写出来（关于她的工作和身份），简单聊聊她说的一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在被外国人左右，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而是各种国外势力的角斗场。我没有权利评价GCD　如何如何，但至少现在中国终于走到了‘自己’的路上。这和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谁是执政党已经无关紧要，至少现在中国终于变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我们再也不用看他人脸色”

我静静地听完，沉默了很久。

半年前决定反水，是下意识的认为我应该那样去做，而没有想太多这些东西。每一个70s　大学毕业生在从少年到青年、中年的过程中其实都碰到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但是“道路选择”在我们的脑海里是一个死结！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能够做的就是赌，赌GCD　能成功其实概率都一样，唯一让我们站在这边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中国人。

告别的时候Elsa送了我一块表，是块很普通的天梭，在朋友店里拿的。她有点不好意思“我收入实际上并不高，只买的起这个，你留个纪念吧”

我想了想“怎么纪念？呵呵，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欧云星和林黎确实都不是我真名你就记住是一个老乡送的吧”

“老乡？”

她沉默片刻，笑笑，然后用一种我很熟悉的方言轻声说“我们屋头是九龙坡的”

我愣了好一下，换成四川话“原来你是重庆人？真没想到”

“很正常啊，工作需要”

快天亮的时候，她幽幽的问“如果我不是做这个工作的，你会”

“什么？”

“你会喜欢上我吗？”

我有点不好意思“会！因为我们做过战友”

她脸有点红“我也会”

“多保重！”

“你也一样！”

剩下来的时光里，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去做。不过首先一件，是我必须得学会如何去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整整3　年，都是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