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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耐劳，对于平民教育素有兴趣。那时他和十几位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下“生活互助团”，

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听我说完这件事之后，欣然答应担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于是我就

邀他和武君同去长辛店察看预定作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们计划白天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

办工人补习班，约需开办费一百元左右，每月经常费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

费用，学校的筹备工作就这样积极进行起来了。

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在十月间开学。学校的课室不大，只能容纳四十几个人，所以一开

始就坐满了学生，还有不少的工人子弟无法收容进去。工人补习班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拥挤不

堪。小学和夜班的教员都由李实一人担任，武君则办理学校的杂务。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

在学校住一夜，晚上并向工人讲演。因为听众太多，经常只好将课堂内的桌椅搬出来，大家

密密地站着听。有时我还约请北京的朋友们前往讲演。我们讲演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工人的生

活如何改良、工人须组织工会和如何组织起来等等问题。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党小组的时候，《劳动音周刊》的发

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经费自也随着增加，再加上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的费用，我们

每月的各项开支总共达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这情形下，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没有钱的

时候，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

当时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那位既不谈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地理学家苏甲荣同学，看见

我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反而典当冬衣，大为惊异。他以关怀的心情，暗地里将我这种情况告诉

我的几位好朋友。有一天，当我正伏案替《劳动音》写稿，那个刚刚参加共产党小组还不知

详情的邓中夏来到我的房间里，板着脸孔向我说：“危乎殆哉！你这样会堕落下去”他

的意思是指我应以求学为主，有余暇有余力才可去做职工运动，现在竟不顾一切，靠典当度

日，那是不行的。我听了这种“教训”，觉得他不了解内情，忍不住愤慨地指着他说：“滚出

去，谁来听你这套陈腔滥调！”可是他反笑着向我说：“有几位朋友约好正在中央公园等你，

有话到那里去说罢！”不管我在生气，硬拉着我的手，拖着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园柏树林中，几位知心的朋友，围坐在一张茶桌的四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

年团团员。我向他们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人牺牲一切，

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着我告诉他们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形：李大钊先生每月已

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贫，可说已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上月长

辛店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筹措的。我这个各处

走动的人，家中每年寄来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现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当度日。我们

又不肯随便用人家的钱，例如梁善济①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三千元，这

虽是出于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我们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起见，婉词加以

谢绝了。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据这些情形，我反问他们：“我的典卖东西，

乃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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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他们听了后一致动容，向我表示既然情况如此，为何早不提出讨论？我说，李先生和我

都想等到工作有相当头绪的时候，再提出来讨论。于是他们都表示愿意立即分担经费的责任。

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当场就凑了几十元交给我。不久经费问题就在共产党小组和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

从此，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情况比较稳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捐献

的以外，也向我们认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