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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　哥

我的出生地位于百里洲之首的羊洲。22岁时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此后，在那儿生活的时间便极少极少了。即便逢年过节偶尔回去住住，也只是以“客边”的身份，而一个地方的灵魂，是万万不会交给它的客人触摸的。因此，当我如今来写羊洲时，我只敢写我脱掉农装之前的羊洲——姑且称其为“老洲”吧。

在老洲上，我最敬重的人就是槐哥。

老洲本名吕家河，可能源于其开拓者是我们吕姓的祖先。传、家、中、正、万，到我们“万”字派这一辈，仅我们同一个“老太公”下来的即有二三十条汉子。槐哥与我同族同辈，是我的一大群堂兄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他高高的个子，肩宽但背不厚，整个身板像一块门板。国字脸上悬鼻凸颧，轮廓分明。较阔的嘴巴内牙白而个大，排列齐整，说起话来是好听的男中音。

槐哥命较苦，从小就亡了爹，妈也长年病恹恹的。其祖父倒挺鲜健，人高马大腰挺直，却总见他老人家一副笑罗汉像。儿时的我特喜欢他，怪不爱说话的“闷木络子”一块，见了他便情不自禁地喊声“大老爹耶！”大老爹从不拿架子，碰到了总要问我一句：“伢子今儿学了点化子呀？”令我如果没学点东西进去还真怕见他老人家呢。

槐哥是真正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读什么书就早早地挑起了参加生产劳动的重担。还在我刚上初中时，他已是生产队长了。我们家台子西北角下立着一棵老杨柳，柳树上就吊着铃铛。无论天晴下雨，每日天刚蒙蒙亮他就来到杨柳下，抽过一支“大公鸡”或是“圆球”或是“城乡”后，便挨家挨户去派工。一两百号劳力，一转工派下来，正好是农户吃罢早饭的时候。这时，槐哥把杨柳干上的铃绳解开，拉直，用右手勾住，一扯一松，再一扯一松，“噹啷啷——噹啷啷——”，悠扬的上工铃声便响了起来。那之后，槐哥便随男社员一起去干他作为一级劳动力的一份活了。

我读完初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又被派出洲去筛石头、喂猪、轧棉花，再回生产大队时，已是民办教师，而槐哥则因被塌方压断腰而改任生产大队会计了，因此我一直没能与槐哥一块儿干过活。听我父亲讲，在北漕以堤填漕“平整土地”时，旁人把土装满一担土筐，见堤被挖后形成的悬崖怪危险的，便往后退开。槐哥见崩坎还需一会儿，怕“上土”和挑土的劳力都退到后边等太窝工了，就大步上前，以扁担两头的勾绳勾稳土筐，然后转过身，背对悬崖弯腰去挑。谁知，不早不迟，悬崖恰在此时“轰——”地一声像排山样地崩了下来！众人本能地直往后退，随即大叫：“啊，槐哥！”胆大些的壮劳力迅即冲向土烟滚滚的塌方，以手快刨，把埋得身首不见的槐哥给弄了出来，急喊“队长，队长！”工地上的“赤脚医生”火速赶来把槐哥给“救”了过来，可他的腰骨断得不可逆转啦。心软的人一提起槐哥就掉泪。

槐哥的事故本可避免，问题就出在“他的思想太好了”。这是社员们的一致看法。并非“憨头”的槐哥，当上会计后仍未吸取“教训”。公社里的有些领导，常来我们大队“要”点花生、西瓜、芝麻、棉油之类，只要槐哥在场，休想拿走。大队每年都有照顾指标，以往队部开会评定时，都是几个干部让与自己亲近的社员平分了事。槐哥上任后，在评定前，布置各小队会计调查清楚，再把最贫困的家庭报到会上，“逼”着干部们“公平”。槐哥的作法无可挑剔，干部们都怕他，再有什么“好事”便避开槐哥。事后槐哥“明了水”去找，领导称“泼出去的水哪还收得回？下不为例啦，啊？”然而之后仍是一“例”又一“例”，槐哥再去找，就有点“死磨鬼缠”的了，只得作罢。

无论哪个生产大队，会计从来都是大队管委会成员。因“做黑耳朵”、“梗头子”，槐哥被排挤出了管委会，而这在全公社是独有的。很多正直而勇敢的社员站出来“打报不平”，大队和公社领导一概不予理睬，时日一长，便没人再提了。

槐哥的“纯会计”（指没有管委成员的‘官帽帽’），干到“大队”改名为“村”时止，是槐哥自己“强行退出”的。原属大队的财产都分给原“社员”，槐哥凭“抓阄”分到了大队代销店。人们都说是“槐哥积了德，该得的”，槐哥不以为然，直惊诧“运气咋恁好”。

槐哥把代销店更名为“平价店”，在他那儿买东西，无论老少亲疏，一律“只巴一点儿运费”。如此一来，周围各村的村民纷纷舍近求远跑到他这儿来购物，害得人家村的店主生意快做不下去了。再后来，“说法”就冒了出来：“槐哥的东西是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