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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协会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1933年的晚些时候，这个团体提交了一部法规，既没有规定最低工资，也没有缩短工时，并声称，强迫接受更严厉的政策将会妨碍出版自由和某些公民服务的履行，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服务把新闻业与普通的商业区分开来。最终，1934年2月，签署一部看上去任何人都不满意的妥协法规。

作为在蓝鹰之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另一个副产品，一群对1929～1933年间的薪水锐减和大批解雇有着鲜活记忆的新闻记者在1933年12月组建了“美国报业公会”。这是同类公会中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直率的、热衷于圣战的专栏作家海伍德？布龙的领导才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就吸收了大约2万成员。它成功地帮助提高了新闻记者那微薄的薪水，但即使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它还是没能为他们赢得任何真正的契约安全。与此同时，出版商却大声地哀叹这一阶层当中自立精神的衰落，哀叹古老而浪漫的个人主义观念的衰微，把所有这一切归咎于新政的多管闲事。

除了这些争论点之外，把大型报业公司与其他形式的大企业等同起来往往也影响了社论的观点倾向于中间偏右。甚至早在NRA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的报业链曾在1932年支持罗斯福）转而反对政府，由此加入了《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罗伯特？R。　麦考密克和弗兰克？K。　甘尼特（他所拥有的报业链主要在纽约州北部）的行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罗斯福的死对头。荒谬的是，罗斯福本人在华盛顿的通讯记者当中赢得了空前声望的同时，新闻媒体的大本营却联合起来跟他作对。到他第二次竞选的时候，大约每三家报纸中就有两家反对他的候选人资格。然而，反对他的报刊杂志一般都发表总统的讲话，而且，除了最恨他的顽固分子之外，一般都能比1800年的反杰斐逊媒体或1860年的反林肯媒体更公正客观地报道华盛顿的消息。因此，正如一位新政支持者所注意到的那样，很明显，“人民都投票支持新闻专栏，而反对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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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公民及其政府（4）

在更高收入群体中，对罗斯福的敌意是在银行危机过去之后、蜜月期结束和NRA让它在商业界的倡议者大失所望的时候产生的。1933年的焦虑不安和工业紧张，到第二年春天便让位于“公开的对华盛顿的愤怒”，《基普林格》（Kiplinger）杂志对它的客户做过一次民意调查之后，在1934年3月31日的一篇时事通讯是这样报道的。主要原因有：“NRA和AAA（农业调整法）的混乱与矛盾”，股票交易法，劳工政策，以及对共产主义者渗透政府的恐惧。

8月，在一个由百万富翁所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美国自由联盟成立，以反对“官僚机构的反复无常”和“专制权力的暴政”。这样一些人把新政视为一场阴谋，目的是利用艰难时期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跳板。更大的恶意使他们把憎恨集中在总统的身上，“这个人”是“本阶级的背叛者”，象征着变革的威胁。彼得？阿诺一幅最著名的漫画发表于1936年9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画的是派克大街上一小伙市民，穿着无尾晚礼服和丧服去看电影，他们正隔着窗户邀请邻居：“来吧，一起去。我们正要去电影院嘘罗斯福。”　有些人对日益扩大的联邦管制范围感到惊慌失措，这种扩张已经超出了NRA之外。例如，1933年，在紧急运输法案中，国会通过设立一个临时的运输协调员并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ICC）在重组过程中的权力，从而扩大了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铁路公司的管辖权限。两年之后，另一部法律授权ICC通过公共承运人和契约承运人控制汽车运输，为的是确保安全、服务量和公平的价格。1938年创立了民用航空局，以管制空中交通。1940年的运输法案确立了针对所有陆路和水路承运人的全国性政策，授权ICC通过降低农业出口品的铁路运费来帮助农民，阻止“不公平的或破坏性的竞争行为”，并保证“公平的、不偏不倚的管制”。火车与卡车、巴士和轮船在经济运作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一措施变得迫在眉睫。

由于民营信用机构——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的虚弱和胆小，新政便通过扩大RFC的经营范围和贷款权力（远远超出它在胡佛治下的幼年期），因此使它能够服务于大多数企业与个人，从而承担起对信用流动的额外责任。尽管这一措施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