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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完全只是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是应该在后花园里进行的。我相信，这种争吵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而你的错误在于坚持把它作为一种悲喜剧在舞台上上演，要让全世界作为它的观众，而我则是在这场卑鄙的竞争中奖给胜利者的战利品。你父亲厌恨你，你也厌恨他，英国公众对这种事实并不感兴趣，因为这样的父子之情在英国家庭生活中非常普遍，而且也只应局限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即家庭，一离开家庭范围，这种感情就会显得很不合时宜，试图说明它就是一种冒犯。家庭生活不应被当做在街上飘扬的旗帜，或在马背上用力吹响的号角。你把〃家庭性〃拉出了其合适的范围，就像你把自己拉出了合适的范围一样。

那些放弃自己所适合的领域的人只是改变了他们的环境，而不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没有获得适合于他们所进入的范围的思想或激情，这也是超乎他们的能力之外的事。感情力量，就像我在《意向》的某处说的，与肌体力量一样，其耐久力是有限的。虽然勃艮第的所有紫红色大桶都满满地盛着酒，踩酒者站在西班牙葡萄园齐膝深的葡萄堆里，小杯子也只能盛下它所能盛下的酒。世上最普遍的错误是认为：那些成为伟大悲剧的原因或条件的人也有适合于悲剧情绪的感情；没有什么错误能比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得这种感情更致命的了。带着耻辱的牺牲者可能正看着上帝的脸，但对正在打柴捆或突然解开柴捆的人来说，整个场面只不过像对屠夫来说杀死一头牛，对林中的烧炭者来讲树的感情，或对一个正用大镰刀割草者来讲一朵花的掉落一样。伟大的感情是为了伟大的灵魂的，只有伟大的人才能看到伟大的事件。

从艺术的观点看，在观察的细致方面，在所有的戏剧中，我还没有发现能比莎士比亚对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描写更无可比拟或更富于暗示性的。他们是哈姆雷特大学时的朋友，也曾是他的同伴。他们常常回忆他们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当他们在剧中遇到哈姆雷特时，这位王子正承受着一种自己的性格所无法承受的重负，死人已披挂着铠甲从坟墓里走出来，给予他一个对他来说既是太伟大又是太卑鄙的使命。他是一个梦想者，却被逼必须采取行动；他有诗人的气质，却被逼要应付世俗因果的纠纷，去应付他一无所知的实际人生，而不是他所了解的生活的理想本质。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他就装成疯子。布鲁图斯布鲁图斯（公元前85…公元前42），罗马贵族政治家，刺杀凯撒的主谋。译者曾以装疯为衣来遮盖他的目的之剑意志的匕首，但对哈姆雷特来说，疯只是用来掩盖他的脆弱的面具。在奇想和开玩笑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拖延的机会，他不断地与行动开着玩笑，就像艺术家与理论开玩笑一样。他把自己弄成自己的合理行动的间谍，并且当他倾听自己的言语时，他知道它们只不过是：空话、空话、空话。他不是要努力去做他自己的历史上的英雄，而是想成为自己悲剧的旁观者。他不相信一切，包括他自己，然而他的怀疑却根本无法帮助他，因为他的怀疑不是出于怀疑主义，而是因为他的分裂的意志。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鞠躬、假笑、微笑，一个人说什么，另一个就随声附和。当最后，哈姆雷特利用剧中剧和剧中人的痴话〃抓住了〃国王的〃良心〃，把那个令人恐怖的恶人从王座上赶下来时，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只是伤心地看到哈姆雷特的行为破坏了宫廷礼仪。这就是他们在〃用适当的情绪熟虑人生的景观〃时所能达到的地步。他们接近哈姆雷特的秘密，却对这秘密一无所知，即使把秘密告诉他们也没用。他们是小杯子，只能盛那么多的水。剧终暗示说，由于陷入了一个为别人而设的机关，他们遇到了或可能会遇到一种暴力的、突然的死亡。但这种悲剧结局虽然因了哈姆雷特的幽默而触发过某种喜剧的惊奇和正义，但实际上这种结局不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永不会死亡。而为了〃公正地向那懵无所知的世人报告哈姆雷特死亡的原因〃，〃暂时使他远离幸福，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痛苦地呼吸〃的霍拉旭却死了，虽然他面前没有一个观众，也没留下兄弟。但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却和安基洛和答尔丢夫一样是不死的，他们是现代生活所称誉的那种古典的理想友谊的典型。写出一种新的德·阿美西亚的人，必须要为他们找出一个地位，用托斯库兰的诗赞美他们。他们被固定为一种时代的典型，指责他们是缺乏鉴赏力的表现，他们只是来自他们自己的领地，仅此而已。至于灵魂的高贵，则是不会传染的。高尚的思想和高尚的感情就是被它们自己彼此分离的。奥菲莉亚自己无法理解的，优雅的罗森格兰兹和优雅的吉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