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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五一节，地换新貌，人换装。按本地的习俗，十一穿棉袄，五一脱棉袄，这一穿一脱，整整是七个月，迟到的北国之春，别有一番景像。几阵大风之后，首先是白杨树干泛出青绿，树枝孕满了嫩芽，尔后小草在消融的雪地上冒了出来。在万物润无声的春雨之后，花开了。最多最早的是杏花，校园边上有一条杏林河，河的两岸繁花似锦，还有一种紫莹莹成串的花，比紫藤花稍小，香气四溢，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丁香。我还看见女生宿舍瓶子里插着的一种“鞑子香”和江南的“映山红”一样，是最早的报春花。北疆虽没有江南水乡桃花柳绿的旖旎风光，但冰雪后的绿装更发人振奋，令人陶醉。杏林河畔的纤纤学子，迎来了六十年代的第一春。

校园里淋浴着春天和青春的气息，爱俏的女生把毛围巾换成了薄纱巾，穿上了小翻领的花衣。男生们大都穿上“北京兰”布的青年装。唯有我，有点与众不同，一开始我并不觉得，从同学们窃窃私语的目光中，我终于觉的有什么“问题“了。我问高煤海，“我穿的有什么不对吗？”他还是那副不屑的神情，“穿衣戴帽，各好一套，穿啥不行啊，你看我不就穿俺爹的工作服嘛。”最后，我还是从杨婕的嘴里得到了答案。原来，抗战胜利后，从南方来了一批北上的干部，他们一式穿四个兜的中山服，而本地人很少穿这种服装，因而中山服成了干部的标志。难怪，同学们总冲我笑，原来是“潜越名分”了。其实他们可曾知道，我打念小学时，就已穿这种干部服了。我还有两件家乡土布的中式衫，对襟的，有襻扣，也算奇装异服了。那天还闹出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我在上辅缝上衣的纽扣，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向下辅的高煤海说：“我的纽子掉了，你帮我捡上来。”高煤海先是“什么？”了一声，尔后大笑起来，“牛子，牛子掉了，哈哈。”周围的同学也哄堂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高煤海捡起钮扣递给我，“这叫扣子，不叫纽子，牛子在你裤裆里呢。”我腾的红了脸，看来，我连说话都得小心，真是一方土养一方人。

吃了一冬天的土豆片、白菜邦、萝卜汤，食堂餐桌上终于有了新鲜的蔬菜：大葱、韭菜、菠菜，还有小白菜。尽管油腥还是那么少，但总能囫囵喝一碗菜汤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食欲。传闻说，又有大批的饥民来到了北大荒，我还不太清楚，这是怎么了？

进入六月，杨树飞花，如雪如絮，满天飘扬，落在地上犹如铺上一层棉花，这奇观可是江南罕见的。本地人说杨花飞，夏天到。果不然，天一下热了起来，学校组织野游，各系班自行组合，到城郊山麓江畔唱歌跳舞，爬山划船，打靶找宝之类的活动。校园里还举行过篝火晚会，唱着苏联歌曲，跳起民族歌舞，放飞紧锢了一个严冬的心情。一年之际在于春，北疆人似乎更珍惜短暂的春天。

记得在南方，读小学时有“远足”谓之踏青。全校学生自带干粮，头带笠帽，在鼓号的乐声中走村穿乡，行进在田野和村落的石板路上。到了中学，少了游戏活动多了勤工俭学劳动。而今篝火烧起来，手封封琴拉起来，歌声响起来，舞蹈跳起来，给我的感觉像是俄罗斯风情的异国情调。杨婕说：“我爸在俄罗斯留学时就说起过莫斯科迷人的夜晚。”说着说着她的眼睛又盈满了眼泪。我不知如何安慰她……贾岱正拿着相机不断照相，给人留下了许多青春的记忆。

（四—22）

“聪明人是不写日记的”郭沫若如是说。倒不是自认愚钝，作为医学生，我明白，大脑新陈代谢，最后必定走向衰亡。人不可能聪明一世的，也许是对文字兴趣的使然，我拿起笔，开始记录生活。一九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我到北疆一周年之际，开始书写我的人生日记，其年我刚过十七岁。第一册日记本是二哥送给我的，国庆十周年纪念册。写日记地点是合江市市郊的一个小村落——长发屯

刚考完期末考试，突然接到一个夏锄的任务，我班21名男生奔赴距校四十里的一个小山村。这里有近百户人家，上千垧土地，村子在一个坡地的低洼处。一色的低矮草房，家家有个院子，院中有菜园，园中鸡鸭鹅猪不一而足，还有看门的狗。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纯朴的乡民把我们当成亲人一样。我是第一次接触东北农村，又兴奋又激动，新奇中多了一份感慨。带队老师唐程把我和高煤海等九人安排在生产队部，屋里南北大炕，中间有一张炕桌，墙上挂着一个老掉牙的钟，外间堆着柴火和农具，还有两口大水缸。天刚黑，我们就躺下了。睡在硬绑绑的只有炕席的凉炕上，一时难以入睡。高煤海捅咕我：“快睡吧，明天还起早干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