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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市中心的，如我之辈。有的偷偷聚在一起，找个隐蔽的地方，打牌甩扑克；还有的到‘关系户’家里喝起了小酒，有的干脆溜之大吉。我就显得太不入群了，*对我说：“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一开始我们也不习惯，可慢慢地就被同化了。”

他是六七年结婚的，妻子就是一起来报到的杨艳，妇产科大夫。我常被邀到他家喝酒。真没想到，他俩的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家中应有尽有，且不论鸡蛋肉食吃不了，连烟酒都是名牌。*有时酒后吐真言：“在矿基层，提高技术不行，可日子过得比你们强。”

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要等一个小时，六点才有火车。到家天就黑定了。来回坐车、靠点的时间，足足十三个小时。真正看病工作时间还不到三小时。两头见黑，可谓披星戴月。但也有早八点乘车上班，下午三点下班回家的‘三八干部’，　那都是有权有势的机关小领导；大领导自有专车接送。

下矿以来，我的烟酒却有了长进，每天带一包烟上班，有时还抽患者的‘敬烟’。回家开始抽第二包，平均每日两盒烟以上。中饭在食堂吃，至少半斤白酒。下午只要想喝，免费喝酒的地方比比皆是。矿山把‘烟酒不分家’演译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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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除夕是公历二月五日，也正是鲁华二十六岁生日。她的生日真好，普天下的中国人都为她庆贺。这一天我本打算请假的，鲁华说：“回家过年，不用你准备。你就擎等着吃现成的吧。”

我照常去上班，医院里冷冷清清的，外科连个值班的人也没有。赶巧，矿调度来电话；四井发生了工伤事故，让医院作好准备。电话是我接的，立即报告了王庸院长。王院长有些焦急：“你盯着，我去找人”。

不一会儿，几个矿工就抬来了伤员。坑口卫生员在现场已做了初步的处理；作了简单的包扎，还做了副木固定。因为是除夕，大家心里像长了毛似的，心不在焉。我让大家都回去，病人由我处理。

我给伤员作了全面检查，化验拍片，安排住院，并写好了‘急诊病历。’这是个年轻的矿工，浓眉大眼，五大三粗的。他新婚的妻子哭着找我；“大夫，大夫，这都怪我呀，今天是我生日，他想早点回来给我过生日，就坐矿车升井，哪成想让矿车挤成这样。他的腿不要紧吧？”“腓骨骨折。”“哎呀，骨折了，那咋办哪？要开刀还是打石膏？”“不开刀，也不用打石膏，养着就行了”。她瞪大了眼睛：“那能行吗？以后还能下井吗？”“三个月后就好了。”“你能打保票？”我笑着说：“大夫说话是要负责任的。”护士在一旁说：“他是总医院刚调来的方大夫，技术高着呐，你就放一百个心吧。”伤员妻子破涕为笑，向我鞠了一躬：“谢谢方大夫！”不一会儿，又端来一饭盒饺子，非要让我尝尝。

晚七点，值夜班的蔡大夫才姗姗来迟。一听说鲁华生日，有些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给你要车，送你回市里。”不等我劝阻，他就拿起了电话，要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一路上，爆竹声声不断，节日的气氛比往年浓烈了不少。

到岳母家，大家还没动筷子。鲁华说：“正等着你呢。怎么回来这么晚？”我说了处理工伤的事。鲁华叹道：“还有和我同一天生日的，真有意思。”

七零年春节，岳父因为在农场搞整顿，没能回家过年。让办事处捎回了一袋面粉，一桶豆油。办事处又额外的给送了不少‘年货。’鲁虹也于年前赶回家里团聚。鲁华说：今年难得这么热闹。奶奶更是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我陪她喝了点酒。方方也抿了一口，辣得她哇哇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在太姥的怀里睡着了。这一宿，就住在岳母家，没有回宿舍。反正还有好几天假，医院工作也不忙，干脆轻轻松松地过个年吧。

东北很讲究年节的应酬和来往的，我们家却分外消停。总院外科我没啥可留恋的，反正是人走茶凉。新单位人事还不熟悉，也没有走动。

鸳鸯楼的邻居们有的回了南方，有的关门过日子。倒是王叔送来了四个大奶坨。足有五六十斤，够方方喝一冬天了。还有谢树荣和胡姐两口子带了两瓶酒，两包糕点来拜年。谢还没上班，在家休养。捡回一条命，大难不死，他也想开了。幸而没留下什么大的后遗症。胡姐说了一大通感激的话，鲁华连连摆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特意去高煤海家拜年。这老爷子天天醉酒，醒了不是骂就摔东西。我打听高煤海的情况，高婶告诉我：“已从牢里放了出来，当什么狱医哪。”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这日子往后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