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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64年，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开始学会关注世界，80年代我在上海念

大学，那个时候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得到认同。很难想象许多和我一

样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根深蒂固是

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状

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

我记得1987年的夏天，我在山东同一位志同道合的大学室友在困难的日子里煎熬，我

们俩都是文学青年，同样都被生活否定得很厉害。我们守着一台效果极差的破旧黑白电视

机，百无聊赖地换频道，突然发现一家电视台正在播放美国故事片《农家女》。从今天的眼

光看，它何其的浅俗、虚伪，甚至有一种蓄意欺骗的恶意。但那个时候，在晦暗的环境当

中，一部美国旧片给我们带来的欣喜是何等的强烈！我记得我的朋友喜形于色之中说：“要

讲寻根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片真亲切！”于是乎我们－起大笑起来，这件

事曾经触发了我的许多回忆，我在想：从这句听起来相当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中，包含着多少

真切的触摸和感受！试想：一个生长于东方大国的孩子，即使是在他的青春期前后，他都是

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的生活。他没有其它的办法，没有野营，没有愉食禁果的机会（也欠缺

这方面的教育），他已经到了青春期还在看连环画、并且从权威新闻机构那里得到国际局势

方面的讯息，因此他显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比较“早熟”。他几乎从懂事时起便经常听到一

个西方大国的名字，这个西方大国的名字就叫“美国”，小人书上坦克炮塔上标记为

“U·S·A”；它的兵很怕死，每人都备有一份《投降书》，因为这样，我们觉得美国兵比

日本鬼子更具人性的温馨；它最早登上月球，并且最早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它的特务使用无

声手枪；它很厉害，但似乎并不残酷，它的国家意志也不像东方国家那样明显，它不是特别

的迫害工人农民（像蒋帮），也不搞上层的无情清洗（像苏修），是一个有喜剧色彩的活跃

的国家。——即使是在全中国都在愤怒地反美时，我们也不难通过各种类似的印象对美国产

生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隐约的好感。我相信一整代的中国孩子都有同样的真实心

迹。

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述过的那样：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使我们那一代

的孩子处在战争冲动之中。尼克松访华很容易使我们在“帝”、“修”之间一边倒。有一天

上课，我的老师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苏联打起来，美国也要帮我们打。”我们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特别恨美国（虽然知道中美之间打过朝

鲜战争，但美国后来的理智平和的签字使我们宽容了它）。而对苏联，则是完全不可原谅：

其一，苏联的统治集团是一群暗藏在斯大林身边的叛徒（苏联人很坏，从《列宁在19l8》

中发现：列宁身边的叛徒居然如此穷凶极恶！）；其二，我们认定：从老沙皇到新沙皇。总

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从海兰泡大屠杀到珍宝岛事件，都说明我们同这个邪恶的社会帝国主义

断没有朋友可做；其三，苏联人卑鄙，从克格勃到把好端端的人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手段都

让我们看不起。我们对这个北邻的由叛徒和克格勃统治的国家充满了憎恶和警惕。……这个

时候我们学唱了一首歌，是朱逢博演唱的，名叫《红杉树》。

在那美丽的西湖边，有一棵红杉树。

越过重洋，来自彼岸，滋润着友谊雨露。

红杉树，红杉树，你带了美国人民的友谊，你生长在东方美丽的国土。

啊一愿你茁壮成长，挺拔的红杉树！

这首歌激起了我的感动，许多老人也禁不住念叨起美国大鼻子当年的好处。尽管政府公

告中一再强调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但我及同龄人的信念是：中美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