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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向她保证，这份保单包括移植手术？

“咱当时根本没想到什么移植手术嘛，”她说。“咱从来不需要移植。”陪审席上有几个人露出了微笑，但没有谁笑出声。

德拉蒙德转弯抹角，反复逼问，她当时是否想买一张把骨髓移植包括在保险范围之内的保单。她当时听都没听见过这玩意，她也反复这样答。

“那么你当时并不是明确指望保单能将它包括在内啰？”他问。

“咱买的当儿还没想到这些玩意呢。咱只要它包括咱全家。”

在这个问题上德拉蒙德得了一小分，不过我想，并且希望，陪审团不久就会把它忘记干净。

“你为何要状告大利公司，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他问。在开庭之初，这一问题可以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它使原告显得贪婪。诉状中提出的赔偿金额，常常都是在未经委托人授意的情况下，由律师挖空心思开的价。我根本没有问过多特，她要大利公司赔多赔少。

但是，我研究过德拉蒙德以前的出庭辩护记录，早已料到他会提出这一问题。多特是有备而来的。

“1000万？”她问。

“是的，布莱克太太。你状告我的委托人，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

“就这么多吗？”她问。

“对不起，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咱还以为要比1000万多呢。”

“是吗？”

“咋不是？你委托人有10个亿，你委托人杀了咱儿子。该死的！咱要他赔更多更多。”

德拉蒙德的双膝微微弯了弯，他转换了一下身体的重心。不过，脸上还一直挂着微笑，真是个杰出的天才。他本可以问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乘机下台，或者干脆径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可他却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抛出了他久用不衰的问题之一。“假如陪审团给你1000万，你准备怎样使用这笔钱呢？”

要在公开的法庭上不加思索立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多特早已胸有成竹。“全交给美国白血病研究会。咱一个子儿也不留，你那臭钱咱一个子儿也不要。”

“谢谢你。”德拉蒙德说了这几个字，马上夹着尾巴溜回被告席。

多特离开证人席，在我身边坐下时，有两位陪审员确确实实在嗤嗤窃笑。德拉蒙德面色苍白。

“咱干得咋样？”她悄声问。

“你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多特。”我也悄声答。

“咱得抽口烟。”

“马上就要休息啦，忍一忍吧。”

我传唤隆·布莱克出庭作证。他也有一个脚本，不到半小时作证便已结束。我们要他证实的只有3件事：在他身上做过试验；他与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他一直准备为唐尼·雷捐赠骨髓。德拉蒙德没有提问。这时已近11点，基普勒命令休庭10分钟。

多特迫不及待地奔向洗手间，找个空位躲起来抽一支。我曾警告过她，不能在陪审员面前抽烟。我和戴克挤在一起，比较各自的笔记。他坐在我后面，一直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那7封拒赔的信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而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更使他们怒气难平。

让他们一直光火，戴克说。让他们一直生气。只有在陪审团发怒的时候，才能拿到惩罚性赔款。

瓦尔特·科德医生走上证人席时，给人留下了十分突出的印象。他穿一件彩格花呢运动装，黑色宽松长裤，打一条红领带，一副成功的青年医生形象。他出生于孟菲斯，在本市读完了预备学校，接着去范德比尔特上了大学，毕业于杜克大学医学院。学业品行全都无可挑剔。我看过他的履历，他作为一个肿瘤专家资格无懈可击。我把唐尼·雷的医疗记录给了他，而他向陪审团做了一个明白易懂的治疗小结。他尽可能使用普通人的词汇，而对专业术语也解释清楚。他是一位医生，所受的教育使他厌恶法庭，但面对陪审团他却显得轻松自如。

“你能对陪审团解释一下这种疾病吗，科德医生？”我问。

“当然。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又称AML，多见于两个年龄组。一是20—30岁的青年，二是一般在70岁以上的老人。白人患AML的多于非白人。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有犹太血统的人得这种病的也多于其他人。得此病的男人多于女人。白血病的主要病因目前尚不清楚。

“人体在骨髓中造血，而骨髓正是AML，侵染之处。白血病患者的白细胞，亦即负责抗感染的细胞，变成了癌细胞，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