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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只不过是个稚嫩的街头律师，我的时间根本没有他或者他的同伙那样珍贵。

“那你就得按每小时200美元付给他。算你运气好，我刚才还想让你照价赔偿他在克利夫兰浪费掉的时间呢？”

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德拉蒙德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台上的基普勒，眼睛还是瞪得大大地朝下面望着他。担任法官没有几个月，他讨厌大公司的名声，这点已经传遍四方。在审理别的案件时，他也是动辄惩罚大公司，这在法律界已经引起纷纷议论。这样做并无多大意义。

“还有问题吗？”他朝他们低声喝问道。

“没有了，大人。”我大声说，不过是想让大家明白我还在场。

过道那侧的阴谋家们一齐摇头，接着基普勒敲了敲小木槌。我迅速收起文书档案，转身出了法庭。

晚餐时，我和多特一起吃了熏咸肉三明治，夕阳西沉，慢慢地落在她家后院树梢的后面。巴迪坐在破烂的福特车上，不肯出来吃饭。她告诉我说，他现在呆在车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全是因为唐尼·雷。眼看着儿子即将离开人世，他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在车上喝问酒。他每天早晨都要到儿子身边坐上几分钟，出来时总是泪流满面，然后就整天单独呆在车上，避开所有的人。

再说，平时家里有客人，他一般也不愿进屋。我对此并不在乎。多特也不在乎。我们谈着这桩官司。谈着大利公司的所作所为，谈着狄龙·基普勒法官令人难以相信的公正。但她却兴趣索然。6个月前我在柏树花园初次见到的那个脾气暴躁的女人，似乎已经放弃了这场斗争。她那时候以为只要有一位律师，任何一位律师，就可以吓得大利公司改恶从善。时间还有，也许会出现奇迹。而现在，一切的希望都已成为泡影。

唐尼·雷去世以后，多特将会责怪自己一辈子。她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在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绝有关手术费的申请时，她就应该直接找律师。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动笔写了那些信。我现在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当初若是受到起诉的威胁，大利公司一定会迅速行动，为唐尼·雷提供医疗费用。我这样想理由有二。首先，他们明摆着是错了，而且他们明白这一点。其次，在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起诉他们不久之后，他们便主动提出用75000美元庭外私了的建议。这说明他们害怕。他们的律师害怕。克利夫兰的那些仁兄们害怕。

多特为我冲了一杯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之后，便去看她的丈夫。我端着咖啡走到屋后，走进唐尼·雷的房间，他盖着床单，侧身朝右，蜷缩着身体，正睡得很熟。角落上有一盏小灯，放射着微弱的光。我背靠着敞开的窗子，坐在灯旁。从窗外吹来一阵凉爽的微风，四周静悄悄，房间里寂静无声。

他的遗嘱只有短短两段，把一切遗赠给自己的母亲。那是我两周前为他起草的。他既无债务又无财产，其实并无必要留下一份遗嘱，但这样可以使他心里好过一些。他还为葬礼做了交代，一切由他母亲安排。他要我为他扈棺。

我拿起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已经断断续续看了两个月。书里有4个经过缩写的长篇小说，出了已有30年，是这家人家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放在同一个地方，每次来总要看几页。

他时而发出两下哼声，时而身体抽搐。不久之后某一个早晨，当她悄悄走进这个房间，发现他再也不会醒来时，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办。

每当我和唐尼·雷坐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要借故走开。此刻，我听见她在洗碗，我想巴迪准在屋内。我看了一小时的书，偶尔朝唐尼·雷看一眼。假如他醒来，我就和他闲聊，或者把电视打开，一切都照他的愿望办。

我突然听见屋里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接着便有人在轻轻敲门。门被慢慢推开，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我费了几秒钟的时间，才认出是前来家访的科德医生。我们握了握手，在床脚边低声谈了几句，然后便走了几步站在窗前。

“正好路过此地。”他依旧低声说，似乎他整天就在这个街区转。

“请坐。”我指着仅有的另一张椅子说。我们膝头碰着膝头，靠窗坐着，眼睛望着6英尺外床上那个垂死的青年。

“你来多久啦？”他问。

“一两个钟头。我在这里和多特一起吃的晚饭。”

“他醒过吗？”

“没有。”

我们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微风吹拂着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生命在滴答滴答的钟声中缓缓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