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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盈盈。我错了。这位母亲决不会善罢甘休，她要以血还血。“7万5咱们拿来究竟有啥用？唐尼·雷就要死了，以后就只剩下俺和他。”她用头朝福特汽车所在的方向指了指。

“这些混蛋。”她骂道。

“我同意。”

“你准是跟他们说咱会拿这笔钱的吧？”

“我怎么会这样说呢？没有你的同意，我是不能了结这桩案子的嘛。不过，明天上午以前，我们一定得作出决定。”法官可能驳回诉讼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我们有权要求黑尔法官作出与被告愿望相反的裁决，这可能要拖个一年半载，但我们至少是有机会据理力争的。再说，现在和她讨论这件事，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双方都在各想各的心事，等着对方开口。我设法梳理自己的思绪，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那只有老天知道。可怜的女人！

她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说道：“咱最好去跟唐尼·雷谈一谈。”

我跟着她穿过黑洞洞的房间，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唐尼·雷的房门关着。上面贴了一张“请勿吸烟”的纸条。她轻轻敲了两下，我们跨进房问。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一种灭菌剂的气味。角落里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开着的窗户上装着栅栏。床脚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旁边，在离他枕头很近的地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放满了装着药水和药丸的瓶子。

唐尼·雷像一根木头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瘦弱无力的身体上紧紧地裹着一条床单。看见我时，他高兴得眉开眼笑，用手拍了拍身旁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座位。多特则在我对面坐下。

他一边竭力维持住脸上的微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他感觉良好，今天一切都比以前好。仅仅是有点儿疲倦，如此而已。他说得非常吃力，声音很低，有时候低得我简直听不大见。我又把昨天听证会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把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向他做了解释，他听得非常认真。多特握着他的右手。

“他们能再多出一点吗？”他问。这个问题我和戴克昨天吃午饭时曾经讨论过。大利保险公司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从原先的一个子儿也不给，到现在肯付7万5。他们最多也许会愿意付出10万这个数。但是在我的委托人面前，我不敢如此乐观。

“我不敢肯定，”我说，“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他们最多说一个‘不’字，此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

“你将得多少？”他问。我根据委托书的规定解释说，我拿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望着他母亲说：“这就是说，你和爸爸得5万。”

“咱要这5万块钱有什么用？”她问他。

“把买房子的钱付清，买部新车，留点儿钱过晚年。”

“咱不要他们的臭钱！”

唐尼·雷闭上了眼睛，稍稍打了个盹。我凝视着那些药瓶。他重又睁开眼睛，碰了碰我的手臂，想用力抓住它。“你想这样了结吗，鲁迪？一部分钱是你的啦。”

“不，我不想就此了结，”我语气坚定地说。我看看他，又看看她。他们在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充满了急切的神情。“他们不心虚，是决不会提出给这笔钱的。我要揭露这帮人。”

律师有义务向委托人提出尽可能最佳的建议，而不应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完全明白，我有能力诱使他们接受对方的解决方案。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让他们相信，黑尔法官马上就要把我们屁股底下的凳子抽掉，现在眼皮底下的这笔钱，很快就会一去永不复返。我可以描绘出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他们遭人践踏受人欺骗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立刻就会深信不疑。

目前，要把我逐出律师界，可以说轻而易举。我将在采取下一个步骤之后，立即离开，而决不出卖我的委托人。

我在唐尼·雷的房间里向他们母子俩告了别。但愿明天再来时，不会给他们带来起诉已被驳回的坏消息。

在圣彼得医院附近，至少还有4家医院，与之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牙科学院和无数的医师诊所。孟菲斯的医药卫生机构，像受了地心引力影响一样，都集中在联邦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这6个街区之内。在麦迪逊大道上，圣彼得医院的正对面，有一座8层大楼，名叫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在它和圣彼得医院之间，有一条封闭式架空走廊，横跨麦迪逊大道，供医生们往返。这条走廊是医生们专用，其中的一位便是埃里克·克雷格代尔博士，一个矫形外科医生。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