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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秋天，我选了一门名叫保险法的课程，至今仍记得当时对某些保险公司不讲信誉的欺诈行为深感震惊。我们的老师是个来访的共产党人，憎恨保险公司，实际上憎恨一切公司。他把保险公司毫无道理地拒绝合法索赔的案例讲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个国家欺诈案件有成千上万，却从来没有被依法惩处。他写过好几本书，论述欺诈诉讼，甚至引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在索赔要求受到拒绝时，不做认真的咨询，就干脆自认倒霉。

我一边摸着信头印刷精美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标识，一边又把信看了一遍。

“保险金你一次也没有漏交？”我问多特。

“没有，先生，一次也没有。”

“我得看看唐尼的医疗记录。”

“大多数记录都搁在家里啦。他最近很少找医生看病。咱费用出不起。”

“你知道他被诊断患了白血病的准确日期吗？”

“不。可咱记得那是在去年8月，他在医院接受化疗。第一个疗程。后来。那些骗子通知咱们说，他们不会再为咱报销任何医疗费，医院就对咱关了门。说是给唐尼做移植手术，这笔钱他们医院化不起。因为妈的实在太贵啦。俺不能怪他们，真的不能。”

巴迪正在审视布克的另一位委托人，一个身体虚弱的小妇人，她也带着一堆文件。多特在她的塞勒姆斯牌烟盒里摸索了一会，又把一支香烟塞到嘴里。

如果唐尼·雷患的确实是白血病，而且又只是患了8个月，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把它作为“先存情况”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如果不能把白血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大利保险公司就必须理赔，对不对？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完全是明摆着的事。可是法律却很少是清清楚楚的，也难得是合情合理的，因而我明白，在多特那一叠拒赔文件的深处，一定有什么生死攸关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我实在看不懂，”我说，眼睛依然盯着那封“愚蠢之至”的信。

多特又朝她的丈夫喷了一口浓浓的烟雾，烟圈在他头部周围上下翻滚。我想他的泪水已干，但我不能肯定。她咂了咂粘粘的嘴唇说道：“这很简单嘛，鲁迪。他们是一批骗子，以为咱们是头脑简单无知无识的垃圾，又没有钱和他们斗。俺在一家牛仔裤工厂干了30年，参加过工会，你知道吧，咱们每天都跟公司斗。这儿也一样。大公司根本不把咱们小人物当回事。”

我老爸除了憎恨律师，也常常刻毒地咒骂工会。久而久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劳工大众的一位热情捍卫者。“这封信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对她说道。

“哪封？”

“克罗基特先生写的那封，说你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的那封。”

“混蛋！看他敢颠到这儿来，当面骂俺一声愚蠢之至！该死的北方杂种！”

巴迪用手扇开面前的烟雾，嘴里叽咕了一句。我瞧着他，巴望他会开口讲点什么，他却只当没有看见。我突然发觉他的头左侧比右侧要稍稍扁平。在我的想象中曾经出现过的他那光着屁股走过机场安全门的情景，再次在我眼前闪过。我折好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把它放在那一叠文件上面。

“把这些文件看完，要好几个小时。”我说。

“哎，你得加点紧。唐尼·雷活不长了。他现在瘦得只剩110磅，以前可是有160磅哩。有些日子他病得路都走不动。俺希望你能见见他。”

我没有见唐尼·雷的欲望。“好的，过一阵再说吧。”我得研究一下保单和信件，还有唐尼的医疗记录，然后找斯穆特商量商量，再给布莱克家写一封措词恰当的两页长的信，非常聪明地表明：他们应该把这个案子交给一位真正的律师去处理。随便找个律师可不行，必须找一个擅长对保险公司欺诈行为提出起诉的律师。我还将列出几位这样的律师的大名，以及他们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要和这桩无利可图的事情拜拜，和斯穆特拜拜，和他对老头老太法的那份热情拜拜了。

再过38天，我就毕业了。

“我要把这些带走，”我理好她那一叠杂乱的文件，一边伸手去拿橡皮带，一边对多特解释道。“我两星期后再来，我会给你一封写明我的建议的信。”

“干吗要两星期呢？”

“这个，我，嗯，我必须研究研究，你知道。我还得和老师们商量商量，还要查查资料。你能把唐尼的医疗记录寄给我吗？”

“当然能。不过，你最好加紧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