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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轻松，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并且不分朋友们社会地位的贵贱。人们喜爱他，是因为他不摆架子，但却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紧张的神经，必须通过约束自己的办法来防止触犯他。

他那略微粗鲁的声音，有时带着忧郁，有时带着讽刺的语调，而且无论谈到什么题目，他都要作出有趣的评论。他精通五种语言深的研究，为古希腊知识最渊博的学者。哲学上动摇于唯物，在谈话时往往非常自在地从一种语言变换成另一种语言。当他提出一种反对意见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从他列举的论据中，可以看出他学识渊博、消息灵通，而且意见非常新颖。显然，他并不在乎会冲撞别人。有时他会带着闪亮的眼神，说出一些粗暴的话来，显然是想“敲打一下资产阶级”，并且为这些话的效果感到高兴。

那些通过访问或信件寻求开导的蒙昧的人将会受到欢迎；但对于那些来摆架子、吹牛皮的自负的人，或者来奉迎拍马的人，在客气地、但却坚决地请他滚蛋之前，总要当场训斥他一顿。

当他四十岁到五十八岁在巴黎生活期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一个能够为所欲为的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却几乎从不参与这座都会的轻浮生活。青年时代，他曾把这座城市描绘成“一个淫乐的海洋，在那里，放荡和情欲的风暴折断的难船残骸，比狂暴的咸水大海历来所摧毁的船只还要多；那里的一派情景只能使人带着厌恶的心情扭头走开。”随着年代的消逝，他改变了年轻时对巴黎的意见；但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讨厌那种非常有害于社会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则是在任何社会阶层都可能由于懒惰、不负责任、不道德和贪图色情乐趣而发生的。在人性中的那种卑鄙和自大，在政治中的黑暗交易，在商业生活中的欺诈，以及任何用哗众取宠的庸俗手腕，对他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谦虚的人，他不时地参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的友好聚会，但他却避免出头露面，并且从内心里厌恶社会活动。

在马拉可夫大街他那座漂亮的房子里，很多人为着各种不同的使命来找他。这些拜访有时使他高兴，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无益的访问或打搅，使他感到厌烦。他在那里举行过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从瑞典和俄国来的亲属，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来自欧洲各个角落、有着不同国籍的公司头头和商界相识。包括从伦敦来的亨利·德莫森索尔、阿迪尔工厂的经理乔治·麦克罗伯特和伦德霍尔姆以及从汉堡来的古斯塔夫·奥弗施拉格在内的一些人，曾经品尝到这位单身汉的家庭中所充满着的那种文化与欢乐的气氛，尽然缺少的是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说过：这位主人自己“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对餐桌上的丰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骄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而对客人的招待却很周到；从留下的文字指示和他的家庭开支帐簿上，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一生坚持规定的饮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并且不玩牌或赌钱。他什么乐器都不会玩，也从不跳舞。同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对音乐没有欣赏兴趣。然而，他却是一位最能体谅人的主人，对待男客，他消息灵通、照顾周到；对待女客，则彬彬有礼、殷勤相待，并且总要为光临的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

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当时他在那里，他总要给他们寄一份漂亮的礼物，加上一封表达他深切思乡之情的信件，特别是当他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情况更是这样。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与他在巴黎和别地相处的某些同代人，曾这样描述过他：“他讲故事的时候，总用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的方式，使入迷的听众神魂颠倒，兴高采烈。”

但也有着另外的一个诺贝尔，即被逆境伤害和多病折磨的诺贝尔；他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经常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头痛严重，然后就引起反复无常、坐立不安和严厉尖刻等现象。有时感到无家可归。他就消失几天或几周，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当病魔打击过去后，如果他不是带着少而精的行李跑到阿迪尔、汉堡或者维也纳，就会很快看到他戴着一副墨镜，头上缠着一块压定布，充满了忧郁和厌恶自己与生活的情绪，回到他那座实验室禁地。他没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费伦巴克，就会听到他那些最奇异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