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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算计得狠了点儿，以致他起了疑心，于是，曹振镛干脆地回答：“不知道，臣胃口不好，消化不良，从不吃鸡蛋。”他是不愿意因此与内务府的御膳房结怨，鬼知道他们把鸡蛋说成了多少钱一个！

曹振镛之所以被重用，能发现《遗诏》中的“错误”固然是一大功劳，更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政治作风与道光皇帝极其合拍。一位谨小慎微的皇帝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位量身定做的搭档——战战兢兢、亦步亦趋的辅助者。

君臣之间互相影响，曹振镛首先向道光皇帝传授工作“经验”。

道光登上皇帝宝座几个月下来，颇感焦头烂额。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看都看不完，更不用说还要裁决了。清朝的体制是各级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事必躬亲，逐一过问，小到知县任命，死刑复核都得由皇上定夺。

譬如官员之间闹矛盾，皇帝得协调好；刑部审定死刑案发生分歧时，请皇帝裁决，你得能裁到点子上。这不，眼前就有一个案子：哥儿俩赶集，买了一口锅回家，走到半路，发现锅没了。哥俩互相推诿指责，以至发生争吵，然后哥儿俩就打起来了。最后，弟弟打死了哥哥，被判了死刑。

清朝死刑制度复杂，要秋后问斩，于是安徽省向刑部申请批准执行。刑部官员翻开案卷看了半小时，批了个“驳”，给扔回来了。安徽省不接受，刑部官员解释道这个案子有从轻情节：杀人犯没使用器械，是用拳头作的案，致死带有偶然###，不能执行。安徽省则强调此案有从重情节——弟弟打死哥哥——犯上，所以必须执行。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刑部奏请道光皇帝圣裁。皇帝要是裁决执行秋后处决，刑部没意见；要是裁决不执行，安徽省也没意见，意思是，皇上您看着办。

道光皇帝这边还没裁决，把这个事摆平呢。轰然一声，黄河决口了，随即，河道总督将堵合决口的工程预算报了上来，面对数百万工程巨款，皇上要是同意，您就掏钱；皇上要是不同意，您说我哪儿报高了，得说出个所以然。当皇帝每天处理的多是各衙门处理不了的棘手事，可是又责无旁贷，真闹心。

【好好先生，升迁有道】

在这种情况下，曹振镛献上一计，他说：“作臣子者愿意不断上奏折发表自己看法，以显示工作态度的积极，更何况这些折子也不用自己动笔，他们都有师爷，可苦了皇上。然而，又无法禁止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想，现在天下太平，国家本来没那么多的事，这些奏折不用全看，找几篇奏折专挑细节上的错误，然后加以处分，让天下官员感到皇上明察秋毫，这样就不敢欺骗皇上了，这样官员们也不会随随便便上奏折，奏折或许也会少一些。”

什么是细节上的错误呢？

譬如，语法、笔画、格式上的错误。这个好找，总比做决策要容易得多，拿着放大镜看就是了。

此后，道光帝看奏折看得厌烦了，就挑剔奏折的细节，然后轻者“传旨申饬”，重者“交部议处”。当然，这些细节的错误毕竟不是多严重的事儿，可是，道光皇帝说你工作态度不认真，连个字都写不好，你还能承担什么重要的工作呢？这一下子后果就严重了，结果，被申饬的大臣上了好几道自我检讨的奏折，弄得天下皆知——当今道光皇帝可不是个善主，事必躬亲，明察秋毫。最后这才善罢甘休。

这样的例子接连发生，一些官员因此被降级、罚俸。

可这一闹剧的恶果也逐渐显现：

1、大臣们不敢轻易上书皇帝，而是“多磕头，少说话”；

2、文武百官逐渐养成了一种注重细节，注重形式的工作作风。官员们上折之前反复检查，地方督抚还好，毕竟有不少幕僚代劳，京官们只好自己检查推敲，很多人因此得了强迫症。

总之，通过这次“遗诏风波”，道光皇帝成功改组军机处，选中了与自己政治风格合拍的新助手，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政风格。

应该承认，道光选择曹振镛作为搭档是一大败笔。虽不能说曹振镛是个奸臣，但是，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道光需要的是大智大勇、敢闯敢干的开创型人才。曹振镛却恰恰相反，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就给王朝的衰落雪上加霜。道光一朝这种因上而下的执政风格——目光短浅、谨小慎微、注重形式、挑剔细节、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多磕头、少说话、只求自保，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对道光朝以及此后的晚清政治影响深远。

道光帝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还想整饬吏治，为衰朽的国家机器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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