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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一谈到民生问题，就总是离不开感谢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说辞。言下之意，似乎这民生本不是百姓能够享受的，而是由于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开恩，才有了百姓的生计。

现在中国人的民生问题尚摆脱不了这个诅咒，你可以想象在五百年前那种封建社会里，明朝政府对民生控制有多严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荒唐事随时发生。政府说封山就封山，百姓上山打猪菜或挖根草药治病，也是砍头的罪。嘉靖尊道，所有佛庙几乎毁掉；几千年实行盐、铁、酒、糖的管制专卖，凡能容易弄钱的生意都由官商进行垄断经营；他们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着空气，这也不准，哪也不准，就是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不管了。远的不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经商做买卖也曾经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皇帝金口一开便是真理，凡是皇帝说的都是对，凡是皇帝说的都必须拥护。即使皇帝长个猪头，想出一个只有猪才敢想，才敢干的馊主意。下面拍马屁的官员和迎合圣意的逢迎之徒也一样山呼万岁，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至于人民怎样想，哪些味着良心迎合圣意的马屁官员才不管，你想不通？你可以死呀！

比喻嘉靖皇帝姓朱，生肖属猪，当忌讳猪字。老百姓想吃猪肉整天杀猪，那还得了？谁晓得这些屁民杀猪的时候心里怎么想，如果他们杀猪时念着杀“朱”，那不是想作反吗？嘉靖皇帝觉得大事不妙，他有必要维护一下自己同类“朱”们的利益。

于是朱厚熜为避讳发布禁猪令，诏告天下，禁止杀猪。

嘉靖六年，议完大礼的明世武宗朱厚熜突然发布了一道圣旨，禁止民间养猪、卖猪、杀猪、吃猪肉，胆敢违抗，则发配边疆永远充军。显然，明世武宗朱厚熜已经把养猪、杀猪这件民间寻常事视为对皇帝大逆不道的行为，他还抛出了吃猪肉会生疮，会对健康不利的观点。此令一出，举国震动。深恐引火烧身的老百姓们立刻把家里的猪全部杀掉，减价出卖，或赶紧埋掉。这样一来，不仅活人吃不到鲜美的猪肉，就连祭祀仪式上也不得不用腥膻的羊肉替代。这一来吃不上猪肉的官员急了，礼部上奏说国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猪、羊“三牲”，如今猪肉绝迹，无法按常例进行，请求更改。经过大臣们一番苦谏，明世武宗朱厚熜最终不得不取消了这道荒唐的禁令。不过，他下旨命令猪猡们改姓，不准它们姓猪。因猪以糟糠为食，故称为──糟糠氏。

在皇权、官威至高无上的年代，老百姓更是被官员们捏弄得象只猢狲一样，叫你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敢不听话，大刑伺候。偶尔出个清官，打开一条裂缝，给小民一条生路，也是皇恩浩荡。小民要山呼万岁，感恩戴德。也正因为这种恩赐观，中国的民生问题，历来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不是被真正尊崇的地位。

汪直显然是个不相信恩赐观的叛逆者，他用武力反抗强权霸道的残酷压迫，也试图用暴力手段迫使封建统治者就范，改善民生问题。他当然毫无意外地遭遇到强权霸道的疯狂反噬，结果一个为下层劳苦大众争取生存空间的人民英雄被打成“倭寇”和“汉奸”。一个为人民说话的强人成了“汉奸”，那么你就可以理解现在没有人再为下层劳苦大众说话和争取权利了。说真话需要付出代价的，汪直付出的代价够惨重了。

读史必须怀疑一切，统治者说的真的是对吗？是无可置疑的绝对正义和真理吗？总之，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所以，我们的穿越者王婆留站在一个五百年的门槛上，回头望去，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没有未来；一个否定抗争的国家，就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国家。

中国从来不缺少奴才，却缺少类似汪直这样的叛逆者。

做人要有尊严的理念，只有抗争才能赢得生存；只有抗争才能赢得和平。

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类似汪直这样的叛逆者不平，其中的曲折与悲惨，黑暗与被压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的完的。

好制度把鬼变成人，坏制度把人变成鬼！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现在，人人都知道闭关锁国对国计民生弊多于利。在别人没有对你施加外压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关上自家大门与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大慨不太正常吧？嘉靖年间许多有识之志也觉这样做不对劲，但他们就是保持沉默如金，都指望别人去尽言责。总之我不说，我不出声，由别人去说吧。于是大家都坐观成败，都想依赖别人尽责。结果没有人原意多管闲事，恶政就在大家默认下合理存在着，确是咄咄怪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