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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解决，比方你手头拮据，资金围转不灵，可以把货物押在当铺里套现，解燃眉之急；若你店中有张没李，缺少货物，也可以到当铺里买些别人押在当铺中的紧俏货物出脱。当铺除了替一般人典当贵重物品，还为徽州商人大开方便之门，或寄存银子，或托运货物异地交割，总之好处极多。在哪宋时“交子”出现之前，徽州商人之间已有当头（当票），一纸在手，全国通行通兑，相当现在的存折一样。宋时交子出现，很可能是受到徽州商人的当票启发也未可知。徽州商人手中有了这件宝贝，在商道上如虎添翼，于是造船下海，上东洋，下西洋，开拓海外市场，与倭商胡贾展开贸易往来。曾几何时，徽商之名，响彻宇内，天下皆知。

徽州商人还有一件癖好，那便是富贵必还乡，还乡又讲排场。徽人顾及小家也讲究乡谊，发财致富之后都兴炫耀显摆，大吹大擂，锦衣荣归故里，认宗祭祖，宴请亲戚朋友，提携、奖掖后辈。除了大兴土木装修粉擦自家土屋之外，还常常捐资重整家族祠堂，或缮修佛宇道观，学社私塾等等。这些发财徽人留下的建筑做工考究，凝聚我国古代能工巧匠极高的智慧技巧，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至今风迹长存，尚供后人观摩瞻仰，成为徽州一道亮丽的古迹风景。

入清之后，徽商逐渐式微。虽有红顶徽商胡雪岩振起余杭，独领风骚，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但终究大势已去，无法象宋明两朝那些徽商一样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主宰天下商运。

徽商没落与有明几代皇帝胡作非为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有个缘故，原来大明朝天下初定，朱元璋在南京登基，方国珍余部尚在海上作孽，几番征讨，劳师无功。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发诏下令禁海，不准商人与西洋胡贾贸易往来，甚至禁止江南渔民下海打鱼，所谓“片板不许下海”。明太祖朱元璋打着的如意算盘，意欲断绝水陆往来，饿死那些海盗叛逆。明太祖毁舟烧船的昏招，除了损害沿海渔民及徽商的生计之外，并未有效遏止海贼在大洋上横行霸道。这方国珍余部在海上足足折腾了数十多年，方才烟消云散。这种“城中失火，殃及池鱼”的混帐事，有明几代皇帝不知闹了几次。俱是不损人不利己，祸国殃民的馊主意，烂措施。但当政者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事事倒行逆施，瞎搞蛮来。寻常贩夫走卒，空手掉臂，何所希望？只有逆来顺受干瞪眼的份儿。

成祖朱棣取代建文登基之后，是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明君，他不顾朱元璋的禁海祖训，派郑和带着商船七下西洋，向西洋诸国展示天朝文明，天朝国威，使西洋诸国对大明天朝的风俗教化羡慕不已，纷纷来朝入贡，迎来徽商与西洋胡贾通商贸易的黄金时代。可惜成祖死后，庙堂由短视的侏儒执政，他们认为郑和带着商船七下西洋，费钱千万，无获一利。又关闭上城门，不屑跟西洋胡贾往来了，真是“短视”到极致。以致徽商刚有起色的航海事业遭到沉重打击，也使成祖的善政不终。

自嘉靖皇帝朱厚熜入继大统，承受帝业以来，主昏臣庸，国政更是一塌糊涂。尤其关系国计民生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更是昏招迭出。这位昏庸之君朱厚熜胡搅起来比乃祖朱元璋更是犹有过之。徽商在这种环境下挣扎求存，每况愈下，愈发多灾多难。各地经营的百年老店迫于形势，纷纷易主或关闭。留下来的只能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山雨欲来风满楼，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徽商一族，己象西山落日，走到末路穷途了。

只因这个嘉靖昏君象只井底之蛙，自视为天朝大国之君，唯我独尊，凭地不把别人觅在眼内，把周边诸国都视作蛮夷，不可教化，不屑交结。对付这些异端番帮，非我族内的妖魔鬼怪，能征剿的便穷凶极恶把别人往死里打，惹不起的便躲着走，老死不相往来。那关外的蒙古余孽俺答，胸无大志，只图苟安一隅，与大明朝和睦相处，哪里有雄视天下的决心，哪里有进取中原的意图？不过要求大明朝开放几个边陲小镇，互市交易马匹牛羊而已。这互惠互利甚有益国计民生的双边贸易，嘉靖昏君竟然想也不想一下便大笔一挥：不准！俺答作梦也没料大明朝把自己的合理要求当成耳边风，加上两国素有积怨，月儿弯刀往南一指，数万蒙古铁骑便杀入关内（是时为嘉靖二十九年，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只差一点儿没把京师连窝端悼。这个嘉靖昏君到这当儿才慌了手脚，忙不迭答应俺答开通两国边贸，互市贸易。让蒙明两国边民贸易往来，做点儿买卖，大明老百姓可以从中多找一条生路，混一口饭吃。朝庭也从中获利，多收财赋，没料到这嘉靖昏君居然坚决不答应实行这种利国利民的政策措施。直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