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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以同然乎？心之所同然也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假定理与义是我们心内所固有。

孟子常用道德上的热情来谈及义。有一次他去晋见一位王，而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又有一次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它是属于那种培养基督徒的自尊心及高度荣誉感的高尚理想主义。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满洲官吏常常贪污，如我们所知，所有国家的官场都常有贪污。但真正的儒家学者常对那些贪污的官吏侧目，而坚持孔子所建立的严格的道德标准。

“尸谏”是这种精神的事例之一。尸谏是送给皇帝一个“死人的谏表”。在暴君当政的时候，那些学者希望皇帝做一件他认为对的事，便呈递一个违反皇帝意旨的谏表，他也知道这样一来，便有当庭被杀死的可能。例如，在那自大狂的女皇帝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当几个高级官员，包括首相、财政大臣、皇家秘书长，都已因为反对女皇帝而被处死刑，有一个皇家秘书继续奋斗，他送一份尸谏表到皇宫的收发处，那里收到这份表后击鼓表示它未被忽视。这位官员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于是他和他的家人共进晚餐，吩咐后事，从容而庄敬地穿好了朝服，然后自杀。

【五、以家庭为社会单位】

如果孔子只是一个教人做君子、做贤者的道德哲学家，他永不能有他现在所有的遍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但孔子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哲学家。以他所获得的永久性的效果而论，他可能是在一切历史中最成功的社会哲学家。他有一个社会秩序的梦想，而这个社会秩序为中国人民接受了差不多二千五百年，对他们的礼貌、风俗、家庭生活、社会习惯，及宗教崇拜，都有影响。孔子代表道德的中国；他就是道德的中国，给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机构以形态，自政府以至夫妻间的关系，成人与孩童间的关系。自希腊以来，直到今天，曾有过许多社会哲学家，及许多想设计一个较好的社会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圣西门及傅立业，但没有一个人成功。有些人的思想甚至在极短时间内即已显出其荒谬，终于有一个勉强留下来；但因为顽强地无视人类心理，它已成为对人有害，回到暴虐及独裁，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反之，孔子社会秩序的梦想不涉及经济，但握着人类的心理，特别是男女之爱及父母与子女之爱。无论谁人藐视这些公例，尽管有枪尖及狱墙，必然很快灭亡。甚至今天，孔子仍是赤色中国最可怕的背后领导者，因为那些滋生反抗的情操是属于儒家的。谁若说儒学在中国已死，就等于说一个母亲对她子女的爱心是可以死的。而且，在时间的巨流中，当埋藏地下人类情操的洪水爆发时，将不带来政冶或经济的标语，而只是简单地说：“我们还给每一个男人他的妻，还给每一个母亲她的子女。我们还给你一个家庭。”

孔子无疑做过一个社会的梦。他反复地梦见周公，因为在他老年的时候，他说：“甚矣吾衰也，人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是武王的长兄，曾负责奠定周代的文化社会及宗教制度，诗篇及祭礼，官阶及礼仪，乡村的节期，以及社交的礼节及规律。周公当然没有亲自做这所有的事情，但在孔子的心中，他代表着一个因跳舞及音乐，服饰及车辆，与崇拜的庙宇而令人神往的社会秩序的象征。这个周公时代是孔子的“黄金时代”，是他理想社会的实现；在其中，社会是安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权利与责任。孔子鉴于他当时的可怕的社会崩溃，希望能看见这样的一个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所以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儒学常被它的说明者称为对人伦的教训，特别是基本的人类关系的教训。基本的人类关系有五，每一种都有特殊的德性：君臣之间是忠；父子之间是爱与敬；夫妇之间是爱；兄弟之间是悌；朋友之间是信。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礼（好仪式）的概念中，礼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我们可以综合起来说，儒家教人在个人行为上要有好教养，在社交上要有好仪式。广义地说，儒家可说是成功的。中国人可能有说谎着、小偷、贪官污吏，但甚少发现有中国普通劳动者，或农夫，不把人与人的好关系及好礼貌视为首要，或可被称为粗暴或缺乏家教的。我主张用礼貌来润滑社会的摩擦。无论你怎样不喜欢被抢，但如果那个抢匪说，“我求你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