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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这样称呼他）还记不记得，在他临死前有位中央电视台的女记者曾受命和他长聊过？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他坐在我的面前，没有忘记他的相貌、眼神，没有忘记他话语中的可怜、绝望，没有忘记或者说无法忘记他是怎样从一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到失去人生自由的“阶下囚”，在看守所里任看守“提”来“提”去的天地变化，以及这天地变化的错位给他带来的措手不及与无可奈何，那无奈是飞扬的马车在仕途上狂奔猛跑，忽然间将其掀翻在地，然后在他眼前一路绝尘而去宿命般的追悔莫及与难以玩味。

2001年12月19日，我为“慕、马大案”最后一次采访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开始采访前曾经不经意地问到马向东的生死结果，恰好当天马向东选择了最新死亡方式——接受针头注射，刚刚于上午被执行了死刑。我又感到了那团难以下咽的东西，采访结束回到办公室，人其实已经回到了三个月前的南京，回到了绿园宾馆，那是我和摄制组住的地方，我们刚刚从后院儿回到前院儿，“前院儿”就是绿园宾馆，“后院儿”就是江苏省“省看”，马向东就被关在那里，每天和我只有几十米的距离相隔，但是为了能让他接受采访，为了让他在接受采访时真正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已经做了好多天的准备——

烟屁股

当他接过我剩下的半截烟屁股猛抽几大口，那份贪恋没法儿让人想像他曾经是一位“老板”派头的副市长，人，到了这一步，怎么会是这样？

人的记忆有时会因为某个细节而挥之不去。采访马向东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首先是一个细节，我把这个细节叫做“死亡细节”，因为对于我，现在已经消失于人间的老马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首先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一个细节，一个“死亡细节”。

老马嗜烟，对于嗜烟如命的人来说，关在看守所，失去抽烟的自由可能比失去什么自由都更现实般的让人难以忍受。

与老马“长聊”，我是事先备好了香烟的，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红梅”，备着我自己抽，也备着给老马。一盒廉价的香烟能冲淡敌意，能支撑仁慈，当然也包括我的另外一份儿用心：“老马，老烟鬼，你说不说，说了，就给你烟抽！”在这一层面上我是有一点残忍的，而这一点“残忍”对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的良心也许不算过分。

老马的可怜和贪恋全都被这一盒“红梅”给勾引了出来。开始他一如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猜想的那样不会一坐到记者面前就“竹筒子倒豆子似的”说出他的相关罪恶，让老马最后开口，我知道不都是香烟的作用，但一定有那盒香烟的作用。总之采访之前我和他先坐下来拉家常，第一次休息，我拿起就放在身旁的“红梅”，自己抽，同时也问老马：“老马，抽吗？”不用说，老马还没等我问完，眼睛就早已把“红梅”给卷去了。

谁都能想象羊的舌头饥饿时怎么对待青草。老马对烟的急切让人怜悯，他熟练到炉火纯青的点烟动作更让人想到谗嘴而不知害羞的孩子。“抽吧，抽一支以后还有。”那一刻我竟忘了坐在我面前的他是一个罪恶难赦的腐败典型。

到了老马主动要求休息的时候，我知道他的烟瘾又犯了。一支烟在他手里很快便抽完，用做烟缸的纸口杯因为放在他脚下，我和他又是面对面而坐，我就把我手里抽了一大半的烟屁股递给他，说：“老马，帮我把烟扔到你那边的烟缸里。”谁知老马接过我的烟蒂，一连猛吸几大口，那份贪恋没法儿让人想像他曾经是一位“老板”派头的副市长，在场的摄录和工作人员看见了的都来不及反应，愣在了那里，老马却半点不好意思都没有，他的动作就像贫苦家妇刷锅前用舌头添去孩子碗边上的一口剩粥一样自然。我的天呀，这么大的市长还拣烟屁股？如果不是在看守所，谁会相信？人，到了这一步，怎么会是这样？！

马向东自由的时候，当他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穿着名牌儿、坐着名车做他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时候，一截儿烟屁股对他是什么？四块五一包的“红梅”想必他是永远不会动的。想抽烟了，许多时候都会有早已伺立一旁的人闪身上前麻利地把烟递上，温柔地点上火儿，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到一边。可是现在，在江苏省条件上乘的看守所里他的很多物质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比如他是回民，只能吃素，看守所就给他专门开“回民灶”。再比如2001年是他的“本命年”，他老婆章亚非提出要给他买条红裤衩儿，大过年的办案人员就上街去给他买“红裤衩儿”，可惟独香烟，按看守所的规矩被看管人员一律不得吸烟，因此，马向东只有在个别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