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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告状，声称一个朋友的油船被海南边防无理查扣，言之凿凿，他信以为真，这样才给海南边防局局长冯海龙打了电话。李纪周让公安边防不要与海关闹矛盾，将船交给海关处理。至于为赖昌星办理香港大陆两地车牌打招呼，也只是想让办理过程更快一些，赖昌星本身是符合办理两地车牌的条件的。

对于这些辩解，专案组的同志们如实记录，没有打断。因为现代司法体系中的检察机关，不仅是打击犯罪的力量，也承担着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能。整个讯问的过程，专案组和李纪周，都在互相研究，互相揣摩。讯问基本结束时，连李纪周的手指甲的异常都没逃过王忠华的眼睛，他发现李纪周的指甲光秃秃的，退缩得很厉害。于是他问起李纪周的身体，发现他患有多种慢性病，而常备药已经用完。王忠华立即找来狱医为李纪周开药方，随后让陈速亲自驾车到药店去为李纪周买药。

2000年9月21日至2001年2月20日，检察官先后11次提讯李纪周。

李纪周不愧是一个老公安，回答讯问时把政策用足、用够了，给人印象是“我坦白，我认罪”，关键问题上打的却一个又一个擦边球，尤其是对与李莎娜共同收受300万港币的事实，左躲右闪，极力辩解、开脱。专案组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圆满完成公诉任务，仅靠李纪周口供和现有证据，还远远不够，需要大量补充证据。方工把情况和下一步取证设想向叶上诗检察长作了汇报。叶检对专案组工作予以肯定，指示继续收集、补充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环环相扣，查清事实，不枉不纵，让这个昔日“老公安”心服口服。

方工与专案组同志再三梳理已有材料，一一论证，将所缺少的、不够扎实的证据分门别类列出，制定出完善证据的计划，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领导反复研究后决定：方工进一步研究案情，指挥并随时调整补证方案；王忠华和王大东在北京周边李纪周活动的地方核实证据、补充取证；朱兰、陈速则前往广州、深圳、珠海等行贿者活动的地区调查取证。

情人的交待

李纪周收受300万港币贿赂的关键人物、情人李莎娜，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看守所。

9月中旬的一天，检察官驱车来到昌平看守所。两名干警带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性走进来。她穿着一身运动休闲装，身高一米六五上下，体态丰满却不臃肿。虽说不上漂亮，但是人收拾得干净利索，颇有气质，显然一向生活讲究，养尊处优。比起李纪周来，她倒挺放得开，边走边不停地活动着四肢。境遇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前途未卜，也没表现出过多的焦虑和忧愁。

“……1984年纪周到广州开会，当时他是公安部的副局长，是会务领导，我负责具体的会务工作，我们俩认识了。1992年春节刚过，市局副局长赵某叫我去局里一趟，我到局里后才知道，纪周来广州市局带职一年。赵局长让我有空照顾一下纪周。因为纪周家不在局里，休假吃饭不方便。我就答应了这事。我是单身，空余的时间相对多些。所以星期天常一块儿吃饭。接触多了，就有了感情，我们就有了特殊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96年。”

李纪周在广州的一年半挂职锻炼，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有足够的证据表明，1998年底，李纪周被“双规”，即与李莎娜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对于梁耀华给钱的问题，李莎娜交待：

“最先说起梁耀华给钱是汤松新在广州中国大酒店对我说的，他说帮了梁耀华的忙，不能白帮，现在不向他要钱，以后怕梁耀华过河拆桥。1994年11月份，到北京去的前一天，汤松新跟我说要去北京，我给李纪周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去北京的目的是谈给协会交年费（即管理费），公司建保税仓，同时告诉了李纪周梁耀华愿意给钱与我，还讲了梁耀华想到北京参观中南海以及我们去北京的时间、人数。就在这天晚上汤松新请我吃饭，他又给我讲了向梁耀华要钱的事，他说梁耀华买李纪周的账，梁耀华给钱我可在香港买房子。于是，当晚我又给李纪周打电话，说了帮梁耀华办保税仓梁耀华会给钱与我在香港买房的事，应该还说了梁耀华买李纪周的账之类的话。我当时自己没有能力在香港买房，我想要这笔钱。帮了梁耀华的忙，他应该给钱。梁耀华、汤松新、陈彪、郑某和我，一行五人到北京后住王府饭店，汤松新过来跟我说，老莎，如果你想到香港定居，梁耀华答应给你300万港币在香港买房子。但是要李纪周出面谈，梁耀华才肯给钱，才能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