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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苦衷后（这个徐大翰林还真是个讲信用的人），康有为也没有改变对孙纲的看法，说孙纲“巧言强辩，混淆视听”，而且当梁启超表示想去见一见这位“斐声海内”的“少年能臣”时，康有为居然勃然大怒，身为学生的梁启超对老师敬畏惯了，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但他看过孙纲给光绪皇帝写的那个“海权论”《大纲》，坚信孙纲不是象康有为想的那样，正好孙文来了，因为孙文也是广东人，他和孙文“一见如故”，谈得极是投机，知道孙文和孙纲的关系后，“求为引见”，孙文慨然答应，就把梁启超给领来了，梁启超正愁自己的官话说得不好，恐怕和孙纲沟通困难，还在那里忐忑，却没有想到孙纲居然先来了。

“吾师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说白了就是死要面子不认错）。”梁启超对孙纲说道，“对大人或有不当之见，还请大人不要见怪。”

“那倒不算什么。”孙纲笑着说道。“只是我自己不怪他，怕其他人就不一定能象我这样了。”

梁启超听了也是一脸苦笑，但康有为毕竟是他地老师，在这个“天地君亲师”为大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启超，也是无能为力地。

两人一谈之下，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孙纲和梁启超就“变法”的许多问题交换了看法。孙纲告诉梁启超，“法”的确该变，这一点没有错，但不能这么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搞“一刀切”，譬如病人得重症是应该下猛药，药效猛可以，但如果下手太急的话，病治好了，可病人也死了，那样的结果又有什么用呢？

孙纲对目前“变法”的看法是。中国当前极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发展综合国力，旧法当变，也确实是刻不容缓，就象康有为和梁启超一贯主张地那样，应该“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暮气沉沉”的现状。

但开启民智光兴办学堂其实是很不够的，最主要的一点康有为和梁启超及众多的维新人士其实都没有想到，可对从后世穿越过来的孙纲来说。这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孙纲提出来的就是，开放舆论。

大清王朝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光平头百姓不能随便上书言事。连品级较低地官员也是不行，由此不但造成“下情无以通上，上情亦不能达下”的局面，也使得民众的思想被禁锢，这才是造成中国目前“万马齐喑”的真正原因。

大清王朝的整个国家官僚机构根本不象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它没有民间舆论的监督和制约，虽然设了科道御史言官用以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纠察监督和批评，而且监督和批评还常常发生作用。但实际上这个“国家监察机构”也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体系内当中的一员。根本不可能做到在“体制内”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监督，历史表明。能够作到真正地监督的力量只能来自于民间舆论。

但是目前的大清朝还是一个封建**国家，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开放民间舆论（西方的德国和俄国也是一样），孙纲地意思是可以促成朝廷开放一部分舆论（在那个“防汉”的心理下，想要全部开放是不可能的，朝廷也绝对不会允许），即允许民众在各种报纸上发表言论，“评议时政”，朝廷对此可以采取“言者无罪”的态度，官员们可以被告知要多注意这些言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得对就听，不对的也不用大惊小怪，民众不明白的可以向民众解释或者在报上反驳不同观点。这样一来，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种“言论自由”的风气，民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自然就会促成民智地觉醒，同时官员们在逐渐意识到了民间舆论地力量后，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收敛”自己地行为，无形当中就会减少贪腐现象的出现，促进国家的进步。

对于广大下层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者说一点没有）的民众，他们本人虽然不能利用舆论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言论一开，注意到他们苦难的人也会替他们呼吁，使“上层建筑”里的人们注意并关心他们的疾苦，从而间接的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

关于经济方面，孙纲认为也是应该变革，但不应象现在“变法”这样，根本没有重点，想一出是一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沿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因为战争、自然灾害、外国资本的侵入等众多原因正面临着一点点解体的趋势，西方诸国（甚至是日本）都已经完成了经济工业化的转变，而中国的工业文明现在才初露曙光，如何促进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先进的工业文明转变才是他们这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