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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脸的东西。”他对它喊道。

鹦鹉以同样的声音反道：

“你更不要脸，医生。”

他继续跟它谈着话，并且一直盯着它，同时小心翼翼地穿上短筒靴，以便不把它吓跑。接着，他把松紧带拉到肩膀上，起身往污泥满地的院里走去。在下平台的三道台阶时，为了避免滑倒，他用拐杖试探着。鹦鹉没有动，而且站得很低，他象往常一样把拐杖伸过去，想让它站在银柄上，但鹦鹉躲开了，它跳到了旁边较高的树枝上。在消防队到来之前，家里的精子就一直架在那儿，现在更容易捉住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要爬上两级，就能够抓住它。他爬上了梯子的第一级，唱着歌儿来转移那个不听话的家伙的注意力，而它没有唱，却在重复着他的歌词。医生顺手抓它时，它在枝头上左躲右闪，医生又用双手紧紧抓住梯子，不费力气地爬上了第二级。鹦鹉没有挪动地方，并且开始重复着他的歌曲。他感到刚才低估了树枝的高度，他又往上爬上了第三级和第四级。那时，他左手抓紧梯子，用右手去捉鹦鹉。老女仆帕尔多来了，她想提醒他天已不早，该去参加葬礼了。她进来时，看到有人爬在梯子上，要不是那条绿色的松紧吊裤带，她真不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天哪！”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带着胜利的神情，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把你抓到了。”但是，他立即又把鹦鹉放走了，梯子在他的脚下滑开了。他悬在空中的一刹那，意识到自己死了。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四点零七分，来不及接受圣餐仪式，来不及忏悔，也来不及同任何人告别，他死了。

费尔米纳正在厨房品尝晚饭的场，忽然听到了帕尔多的可怕的尖叫声和佣仆们的吵嚷声，随之而来的是邻居们的哄闹声。她扔下汤勺，拼命往外跑，她上了年纪，心有余而力不足，怎样也跑不动。她象疯子似地喊叫着，不知道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丈夫仰面躺在泥地上时，她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已奄奄一息，还在抵抗着死神最后的打击，等候她的到来。他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眼里含着最后的痛苦的眼泪。他最后看了她一眼，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中，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目光如此明亮，如此悲伤，如此充满感激之情。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她说：“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多么爱你。”

乌尔比诺医生之死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他刚从法国学成归国时，就在全国享有盛名，他采用新奇而激烈的措施制止了全省最后一次霍乱病的蔓延。上一次霍乱病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霍乱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夺去了城里四分之一人的生命，包括他的父亲在内。他父亲也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由于他名声大振，家产激增，他创办了一个医学研究会，这是多年来在加勒比海诸省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医学研究会，而且由他自己担任终身主席。他建设了第一条导水管和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立了有遮篷的公共市场，这个市场避免了阿尼马斯海湾污秽物的侵入。此外，他还是语言研究院和历史研究院的院长。由于他对教会的贡献，耶路撒冷的拉丁国家总主教授予他圣墓骑士团骑士的头衔。法国政府则授予了他来誉军团骑士团团长的军衔。他是本市所有爱国宗教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他全力支持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城里那些没有官职的领袖人物，他们以当时过于激进的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进步思想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体静力学的气球试验。第一次试飞时，他们通过气球把一封信带给沼泽地的圣·胡安，这一想法要比开创航空邮路的设想早出许多年。成立艺术中心也是这些人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幢房子里开设了美术学院，艺术中心和美术学校的旧址至今依然存在。多年来，艺术中心还是四月花会的赞助者。

整整一个世纪认为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却办到了：从殖民时期以来已经变成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院，被重新修复了，那堪称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爱国运动的顶峰，本市各界都卷了过去，无一例外。人们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参与这项公认的宏伟的事业。总之，喜剧院在既无座位又无灯光的情况下举行了落成的典礼，开始演戏。观众不得不自带座位，幕间休息时他们点起自己带来的灯笼。剧院的节目公演时，也象欧洲那般隆重，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伏天，争相炫耀她们的长礼服和皮大衣。不过，剧院也必须准许仆人进入，由他们搬椅子，提灯笼，携带各种他们认为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