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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邓世清生活走向的大幅度改变（我不想用“堕落”这个词），还是令我这个他旧日的老友吃了一惊。

在我的印象中，邓世清这个人虽然有点喋喋不休，话太多，但心术并不坏，心也不“硬”，所以对他毅然举起器械将姬飞打得爬不起来（或者就是打得“鸡”飞狗跳），我当时听说后还是有点不能相信，直到从医院探望姬飞出来，才确信真是这家伙所为。

一个原本还算纯洁的年轻人，为何七八年时间，变得如此不堪？我找不到答案。我不禁回想起我们一块儿相处的那些美好的岁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邓世清就像粘在我身上的一块嚼过的口香糖，甩都甩不掉。我这里所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指我在袁家沟中学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俩关系最“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与柳如眉恋爱以至于初婚的那些日子。

就像当初邓世清狠心地抛弃了王小梅一样，中师毕业后，周华芳也狠心地弃邓世清而去，鹊飞别枝。邓世清说他当时简直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此后，邓世清恋爱一直不很顺利。他的前提条件是要找一个像周华芳那样的城市女孩。可城市女孩的眼睛都像二郎神杨戬的眼睛那样长在额头上，怎么会看上一个中师毕业的农村中学教师呢！何况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五，被女孩子视作“残疾人”。邓世清惟一的特长是爱好文学，舞也跳得不错，后来和他交往的那些女孩大都是跳舞时认识的。每到寒暑假，他回到紫雪城大都泡在舞场。那时跳舞十分流行。可那些女孩和他相处一段就不愿意了。那些女孩乖巧得很，分明是她们自己不愿意了，却对邓世清说是她们的妈妈或者爸爸不愿意了。每次失恋后，邓世清就拉着我喝烧酒，酒喝高后涕泪滂沱给我背诵几首拜伦雪莱或者普希金叶赛宁的诗。诵毕便用叶赛宁说过的一句话反复安慰自己：别难受，别折磨自己。一切都将过去，犹如轻烟飘过白色的苹果林。一次喝醉酒后，他竟拍着我的肩膀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说：“在河，你说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咱们搞文学还可以理解；可八十年代末期人们都开始搞钱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人们搞完钱又开始搞女人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你说咱哥们儿是不是很傻是不是很傻！”这个醉鬼当时竟猛地扯了一把我的衣领，然后手一软，脑袋一偏，便醉得不省人事，只是眼角慢慢渗出两滴泪珠。

我俩的文学梦就在这次喝酒后结束得干净利索，从此再不谈文学。

我和邓世清情感的沸点是在我和柳如眉结婚的婚礼上。那是1988年冬天，至今我都记得十分清楚。我结婚邓世清跑堂端盘子时，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在食堂摔倒，当场将眼镜甩出去。这家伙总是在关键时候让人“大跌眼镜”，给人们平添一些笑料。

我结婚的1988年前后，紫雪城年轻人结婚在饭店包酒席的还不多。那时工资低，挣的钱少，结婚时大都是请一个有点名气的厨子，再请一些帮手，自己做酒席。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省钱。可见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距现在还是有很大差距。我当然也不例外，早在结婚前十天，便叫来一帮同学朋友帮忙，将婚宴定在市技工学校的一个学生食堂来做。当时恰好是寒假期间。那时年轻人结婚，大都在暑假或者寒假，学校放假，去学校包学生食堂容易。

我请来的七八个帮忙的同学朋友中，邓世清是最卖力的一个。他显得特别兴奋，好像不是我结婚，而是他结婚。举行婚礼的前两天晚上，我骑自行车来到技工学校。那几天，我主要负责布置新房，做酒席这一摊全部交给邓世清打理。我来到技校，见灯火通明的食堂里，只剩下邓世清一个人。他当时正十分专注地用烧红的火柱烫一颗硕大的猪头，散发出一种极其难闻的味道。走到身边他才发现我，扭回头对我说：“买来的猪头毛没褪尽，得重烫一遍。”我这才发现地下摆着十颗猪头，其中有八颗已烫干净，他正烫着的是第九颗，第十颗还没有烫。我俯身将烫过的和没烫过的作了比较。烫过的确实干干净净，耳根旁、嘴唇边、包括鼻孔里都收拾利索了，白白净净像女人的屁股蛋子。而没烫过的那一颗角角落落里全是毛，有些地方甚至有很多毛。“还有二十只鸡，我也重新拾掇了一遍。”邓世清向前边一指，我才发现案板上还放着二十只褪得干干净净的鸡。我当时心里有点感动，站在那儿和他说了半个钟头话。他和我说几句话，将烧红的火柱从炉膛里抽出，“咝”一下就在猪头上烫起一股白烟，那股难闻的气味直冲我鼻孔。我屏住呼吸以手扇烟退后几步，待烟雾散尽后再趋前和他说话。到我十一点多钟准备离开时，他已将第九颗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