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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很少写“怒”，简直避免写“恶”和“欲”。七情中没有“恨”。中国文学的术语中虽有恨字，却不作仇恨解释，七情中没有恨字，“怒而恶”大约就是吧。抒情散文极少有“怒而恶”的作品流传，从一般选集和文集中很难找出例子来。我怀疑抒情散文若是写恨，读来怪可怕的，若是淋漓写怒不可遏，恐怕又未免可笑。作家总要等一等，等那“怒”转化为讽刺，等“怒而恶”升华为悲悯，等“欲”净化为欣赏或旷达再动笔的吧。散文要“抒”的是人的“高尚感情”。

作家为了“精于艺事”，必得努力提升自己，这是写作对人的良好影响之一。记叙文可以增进我们的知识，议论文可以增进我们的见解，抒情文对此二者“应该”无能为力。抒情文“应该”给我们情感教育，使我们由无情而有情，由卑劣之情而优美之情。

情是肺腑真诚，无情也是。卑劣之情是肺腑真诚，优美高尚也是。这种改变是自内而外的改变。

有一个常写散文的人，他的写作历程中有如下一个故事：抗战时期他是流亡学生，由一所国立中学收容。总务主任是个蛮横的人，干过文官也干过军职，把官场的坏习惯带到学校里来，弄得学生每餐都吃不饱。这位总务主任常说：“共赴国难嘛！等到抗战胜利就可以吃饱了。”

某年暑假，我的朋友到另外一所国立中学访友，发现人家的伙食无论质量都高出许多，抗战没胜利照样也可以吃饱。同样是国立学校，同样的经费，同量的主副食，为什么我们要过荒年？经过一番研究，他写了一个改进的办法。

回到学校里，他联合各班的班长签名陈情，要求校方实行他的方案。校方置之不理，他们就一同向校方请愿。十几岁的大孩子嘛，说话有什么起承转合呢，哪里懂委婉含蓄的讽谏之道呢，说着说着，“不像话”的话出了口，校方刷刷刷写张布告把他开除了。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他在离校之前写了一篇“抒情文”表示他的愤怒。他认为，我们总要长大的吧！将来我们总也会有一点儿横行霸道的能力吧，那时，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和那总务主任相遇，我们立即给他一顿拳打脚踢！

现在看，这些话如果是小说中的一段，当然没有什么，若是如此抒情独立成篇，实在有点“那个”。不过那时我们并不觉得。

二十年后，我们在朋友的喜筵上凑巧与那位总务主任同席。他已真正衰老，皮骨之间甚少脂肪，眼睛也不大睁得开，手臂和脸颊都使人联想到出土的古玉，惨白而有尸气。他除了和风湿病奋斗以外，生命力所余无几。二十年前的事也都不记得了，倒要向我们问长问短，找寻回忆，那情状不像老人回忆壮年，很像是青年人回忆幼童。

抒　情（6）

那天晚上，我的朋友没了脾气，频频向老者劝菜敬酒。然后他再写一篇散文。可以说，这一篇是上一篇的延续。他说，他觉得，那天面对的是另外一人，与当年的总务主任并不相干。也许这些年吃得太好了吧，二十年前的饥饿已经不再重要。可怜的总务主任，他即将走完他的一生，他年轻的时候总也有过理想吧，在艰苦抗战的年代，漫长的八年，他总也有过一些贡献吧，现在不是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吗？难道他的一生只剩下克扣我们的伙食这一项记录吗？为什么人的记忆力用在猜忌仇恨上特别有效而持久呢？那些事又岂是他一个人耍的把戏呢？

拿这篇文章跟以前的那篇比，这位朋友的情感岂不是升高了吗？

情感是有高下之分的。古时有个文人把他的诗拿给朋友看，朋友建议改一个字，把“独恨太平无一事”改成“独幸太平无一事”。为什么要改？他没有说明理由，写诗的人也没有问，欣然接受了。后来有人说，“独恨太平无一事”，天下太平何恨之有？莫不是想造反？弄出文字狱来怎么办？为了诗人的安全，当然要改。我想这只是一部分理由吧，“独恨太平无一事”的人也许是想到边疆去立功，也许想到水旱之区去救灾，要天下有事他才有用武之地去发挥自己的贤能。如果这样，他的功业令名要建筑在多少人的痛苦上？要有多少死亡流离的画面给他做布景？这不是太自私了吗？改成“独幸太平无一事”，诗人的情操不是要高一些？

文人作家大概都有一个抒情的时代。其中有些人，年纪大了，理智增长了，往往“悔其少作”——后悔从前写过那些文章。我们不禁想问他：

是后悔流露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