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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方形的，宽敞，洁净，人很少。常点的菜是土豆沙拉，炸猪排，奶油鸡茸汤。

南池子在天子脚下，每年国庆日街上都要过游行队伍，穿着各式艳的服装。高兴的话，可以坐在胡同口，从早上看到中午。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放礼花，运气好，说不定还会有降落伞飘到院子里。

虽然地处中心，有四达之便，但南池子从来是安安静静。夏日里，街道两旁的大槐树绿荫交午，总有着特别的清凉。早点摊，副食店，菜站，小酒铺，不多，却正好敷用。静悄悄的胡同，静悄悄的街道，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紧贴着皇城才特有的气象。

北井胡同的第一次消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南池子大街改称葵花向阳路。胡同本来是大街中大大小小的凹曲，门牌号码，大街、胡同，各成系统，这一回都被抻直，用门牌号把大街和胡同统一起来，北井胡同六号，便成了葵花向阳路一五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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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北井胡同忆往（2）

外婆是湖北黄陂人，父亲名叫金永炎，曾为黎元洪幕僚，还做过短短几天的陆军次长。短寿，四十七岁就死了，老家的田产分在子女名下。外婆早早嫁人，田产放弃，土改划成分，本没把她算在内，“文革”一起，却成了漏网地主，抄家之后，勒令返回原籍。外婆不露声色吞下安眠药，从容而去。很快，不知从哪儿迁来一户工人成分的五口之家，超负荷的小院从此再没有往日的恬静和安宁。二号院也抄了家，主人被驱逐出去，院子里一下子住进了四五户，成了大杂院。经历了“文革”，承载过古老文化的真正的四合院其实已经很少，胡同所包容的，几乎都是杂院，居住环境乃至生存环境都很差的大杂院和小杂院。

1994年的时候，忽然有点儿怀旧，于是到离开二十多年的北井胡同看了看，看见胡同里的房子都很破旧，窄而短的胡同越发显得可怜巴巴。回来写了一则《院儿的杂拌儿》，记我生活过的小院和大院。如今胡同和小院已经拆得干净，大院的拆，据说也不久远。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四年，可是能够作为生活见证的，差不多都不存在了，真不知道应该黯然，还是应该欣喜。

鞠保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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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庭院深深四合院（1）

The　Innermost　Courtyards

How　Private　Can　They　Be？

文冯不二

图何经泰·廖伟棠

何经泰摄影

北京城里的旧院落，现在统以“四合院”呼之。其实，四合院是一种标准化了的特指院落，杂凑在胡同间的院落大多不合规矩，但这并不影响院落的功能。旧时生活在这些院落中的家庭，多是一家一户累世而居的大家庭。我出生并长期生活其间的那个旧院落，就是一个三代人聚族而居的居处。院落虽不是标准的四合院，但建筑形制仍是大同小异，如大门开在东南方，厨房、茅房也都各在其方位，即使第一次登门的送煤伙计、送水把式或掏粪工人也无须问询，就可以径直找到地方。

旧院落中房屋主次是分明的，主院北屋是上房，住老人；其他厢房、南房和跨院等屋宇各房分住。有老人在堂，无人敢喧哗，有时父母有些小争吵，时间稍久，或说话音调有点激动了，隔着院子，听见上房里一声严厉的痰嗽，大家立即住口，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放暑假时，各房的小孩子都在院子里玩，可一到午饭后必须回屋睡觉，因为那时爷爷奶奶也在睡觉。直到堂屋里一声轻咳，各屋的房门才纷纷打开，放出孩子去玩耍。在这样的院落里，祖父祖母的权威和一家人的生活安宁是至高无上的。有一件事一直忘不掉，那是我家一位住在附近另一座四合院中的至亲，他在1957年“犯了错误”。他仍然早出晚归，晨昏不忘到上房问安，像没事人似的，直到老人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把他叫到堂屋问话，他才“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说：“儿子不孝，把差使丢了。”老人“哦”了一声，说：“回家就好。”他才缓缓退去。

这些场景，都能让如我这样作为家族晚辈的四合院居住者感到被限制了自由，感到有些压抑。可如今人过中年，在回首往事、重新打量逝去的生活时，却也觉得有所领悟：现在的我，不论在外面遇到多少不愉快，回到家仍是平平静静——用四面墙围住一片安宁，为人生的不测守护一个避风港，供鸟倦飞而知还——这是最平庸又极实在的四合院的智慧。

我最怀念的是我家一进大门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