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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好吃的，果然发现了一包东西。孩子们一打开，抢着吃，太硬了！个个呲呀咧嘴。看到孩子们一副副滑稽的面孔，王树声忍不住笑了。

随即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刚才吃的是白薯面饽饽，不错，是没有米面好吃。可就是这种东西，别说往日穷人难以吃到，就是如今广大农村，由于灾荒不断，不少人也吃不上呢。对老百姓来说，能吃上这，已过的是神仙的日子了。”

说罢又长吁短叹一阵。此后，孩子们很少在饭食上挑三捡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学校也乱了。这时，建初正读初中，季迟读小学，都回了家，不久都参了军。

孩子都要走了，王树声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临别之际，他勉励他们在部队要好好地干，要戒骄戒躁，不以高干子弟自居。

建初在青岛海军服役。不久，头疼难眠，写信给家庭，想回来治治，王树声误认为“太娇”，不让回。两年后回来时确实病了，最后落了个精神不健全的病根。一想起这，王树声就内疚，觉得有时自己做事太武断。

小女季迟最初在北京某部长途台当通讯兵。由于工作紧张，家虽近在咫尺却好似远在天涯。随后，她又被下放到边远山野的部队农场养猪、种稻。

肩挑手提，肩膀压肿了，手脚由磨破而又渐渐长了老茧，她没有怨言。唯独伙食太差，她做梦都想改善一次生活。看到其他同志家里寄来不少好吃的东西，她又不能写信朝家里要，只好背地请战友帮忙，寄来糖果“解馋”。季迟的良好表现，普遍受到好评，后来她被推荐上了军医大学。

长子鲁光，　1964　年考取清华大学，攻读光学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某工厂，任光学产品验收军代表，工作认真负责。

1972年鲁光二十六岁，堕入了爱河。快要结婚了，眼看婚期一天天临近，全家却若无其事。为新人安排的东西，仅一间房、一张床和两床棉被而已。

王树声的警卫员杨伯钧心想：高干子女固然不应该大摆阔气，可也不能“寒碜”到如此程度。于是，他自作主张，跟鲁光商量好了，先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面茶几，暂时借来布置一下新房，等婚后再行归还。

夜晚下班时，小杨就顺便把这几件家什搬上车，不想被王树声撞见，要小杨马上物回原处。

鲁光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劝导说：“结婚摆那阔气干什么？有房、有床、有被子就很不错嘛。再说，结婚是自个的事，怎么能随便动用公家的东西呢？”

王树声就是这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处处想到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很少想到自己的利益，他是共产党员的模范代表。他给后人留下了楷模，也留下了思考……

第十五章临疾风抗浊浪光彩照人寰1966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涌动着一股“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巨浪。

当时身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王树声看到国家形势像万花筒一样地变化，不由紧锁着眉头。他有一种不祥之感。

他看过吴晗的文章，为海瑞刚正不阿的形象拍案叫好，谁知一夜之间海瑞在姚文元的笔下竟成了彭德怀，竟成了所谓“右倾”。王树声对这种影射史学既震惊又气愤。此时，他隐隐觉得事情还没有完。

但王树声决然没有想到，“文革”的烈火竟如此迅速地烧到亲人和自己身上。

那是运动开展不久的一天。他的夫人杨炬下班回家，脸色阴沉，脚步沉重，半天不说一句话。

“又发烧了？”杨炬身体不好，常发低烧，王树声不由关切地问。

杨炬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原来，杨炬工作的三○四医院的主要领导被点了名，被群众要求“靠边站”。

身为副政委、副院长之一的杨炬最初尚未受到冲击。但随着大字报的不断张贴，杨炬竟越来越受到伤害，被勒令交待“罪恶历史”。

首先，造反派说杨炬出身于地主家庭，为什么要跑到延安？是不是军统或中统的特务？

杨炬讲到这里，既委屈又气愤。

这也难怪。早在1937年时，当年还是少女的杨炬从襄阳跑到延安的时候，她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想不到被反复盘问，是不是国民党特务。那时杨炬的心就已碎了，但她理解党，相信党，而且在那险恶的战争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