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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晋兵的追赶，乐伯本有以箭射退的把握，但手头出乎意料地剩下了一枝箭，这枝箭即使射中晋将，也难遏止晋军的追赶，乐伯只会剩下束手待缚的结果。紧急关头，乐伯见景生计，他射麋相送，示敬拒敌。他通过射麋，既向晋将显示了自已的武艺手段，又显示了自己对追兵毫不介意的心理闲暇；这既是对追兵的威慑，又是对他们的心理征服。在显露了自己的手段后，乐伯送麋于敌，示以恭敬之礼，实是在暗示鲍癸：不是乐伯不能射杀晋兵，而是不愿射杀，惟求和好。乐伯是以示敬的手段弱化或消除与追兵的敌对状态。追兵不知乐伯仅剩一箭的窘情，心惧乐伯射艺，遂顺势接受了乐伯的敬意。

箭是用来射杀敌人的。乐伯在自己最需要箭的性命攸关之时，把最宝贵的一枝箭作了一反常态的使用，反倒遏止了追兵，死里逃生，真正是大勇中含有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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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陈国蓄多，断其易攻

陈国是一个毗邻楚国的小国。《吕氏春秋？似顺篇》和《说苑？权谋》记述说，楚庄王准备进攻陈国，派人前去察看陈国之情，使者回来汇报说：“陈国不能攻打。”庄王问及原因，使者回答说：“陈国城墙很高，河池很深，粮草积蓄很多。”楚庄王说：“陈国可以攻打。陈国只是一个小国，但储备却很多。储备多就说明赋税很重，赋税重则百姓怨恨君主；城墙高，河池深，说明民力已经疲惫。”于是楚庄王领兵攻陈，终于攻取了陈国。

楚国想攻打陈国，需要知道陈国的战争防御能力，但当了解到陈国城高、池深和蓄多的实情后，楚国对陈国的防御能力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估计：一种认为陈国的战争防御力极高，难以攻打；一种认为其防御力极弱，易于攻打。按说前一种估计是符合事物逻辑的，但楚庄王坚持按后一种估计去行事，竟然获得了事实上的成功，事情的结果促使人们对此进行深刻的思考。

城高、池深、蓄多是战争防御中重要的物质条件，对此谁也不能否认，但战争的防御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民心的和顺，这一条件在战争之前难于充分暴露，且缺乏可资衡量的客观指标，因而常被人们忽视，但就战争的本质讲，它比前一种条件更为重要。楚国所以对陈国的战争防御能力做出了两种相反的估计，就是因为侦探的使者仅仅看到了前一种物质条件，忽视了后一种条件，而楚庄王则更注重于其民心的和顺状况，他从陈国城高池深和蓄多的实情中判断出了其百姓负担的苛重，预料到了民心的不顺，他的估计更能抓住战争的本质，因而能经得起战争实践的检验。

楚庄王之后约三百年的思想家孟轲为此尖锐指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认为在战争中“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孟轲是立足于更一般的意义上谈论战争诸条件的比较，其思想和楚庄王是相通的。

一个国家可能不需要战争的进攻，但任何国家都需要战争的防御。楚庄王的分析从反面告诫人们，战争的防御需要物质条件，但战争的防御的重点应在于促使民心的和顺，且不可以伤害民心为代价而强求换取超过国力负荷的某种物质条件。人们应该常常注意一种事物反面因素的存在和作用。

楚庄王：臣不超己，退朝而忧

战国时的吴起一度在魏武侯手下为臣。《吴子？图国》和《新序？杂事》中记载，魏武侯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武侯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于是对他讲了春秋霸主楚庄王的一件事情。

楚庄王曾经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他退朝后面露忧色。大臣申公问他为何面有忧色，楚庄王回答说：“我曾听说，每一世代都有圣人，每一国家都有贤才。能得到圣贤为师的人，才能为王；能得到圣贤为友的人，才能称霸。现在我本人才能不高，群臣反而没有能赶上我的，楚国恐怕危险啦！”

讲完这一事情，吴起接着对魏武侯说：“在楚庄王感到担忧的地方，您却很喜悦，我私下感到不安。”魏武侯于是面露惭愧之色。

君主和臣下都是所谓“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语）的人物，客观上总有一个才能的高下比较。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说来，或者是君主的才能高些，或者是臣下的才能高些。在君主才能高于臣下才能的时候，魏武侯一类君主感到非常得意，而楚庄王一类君主却感到非常忧虑，这两种不同的心境反映着两类君主不同的认识观。

在魏武侯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衬托出了自己才智的高超，正好表明了君主所以成为君主的理所当然性。这种情况不仅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