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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看似有利、实则有害的现象。
不正常的现象总有不正常的原因。在张仪和惠施的意见表决中,我们能够想像,历史上作为纵横家的张仪一定比作为名辩家的惠施具备更多的社会活动能力,不是论辩是非,而是社会活动在这次表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使表决变得极不正常。自然,各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有各自特殊的原因,决策人要使表决一类事情正常进行,就应想法强化表决人的是非意识,排除权威影响、强力压迫和私情拉拢等因素对表决人的干扰,尽力消除导致非正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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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无由辩罪,佯死逃生
范雎是战国时代极有成就的政治家,《史记?范雎列传》和《资治通鉴?周纪五?赧王下》记载了他在魏国遭受迫害、佯死逃生的计策。
范雎随魏大夫贾须出使齐国,齐王见范雎机敏,赐给他金银牛酒,范雎婉言谢绝。但贾须知道赐金一事后,认为范雎出卖了机密,非常恼怒,回国后告诉了相国魏齐。魏齐抓来范雎,让门客舍人用棍棒抽打,最后打落了门牙,打折了肋骨。任范雎百般解释求饶,魏齐终是不依,必欲将他活活打死。范雎见求饶无望,遂假装死去。魏齐见范雎已死,方命舍人停止抽打,使人把尸体卷于苇席中,扔于厕所,又让饮酒的宾客们撒尿于尸上。酒足饭饱之后,魏齐安排一卒看守尸体,他与宾客相继离去。晚上,范雎见身边再无他人,悄悄对守卒说:“你能想法让我出去,我一定重金酬谢。”守卒答应了,即去请示魏齐,要求把厕所的死人扔出去,于是范雎在守卒的协助下逃了出去。他后来改姓换名,去了秦国,被秦昭王重用为相国。
在这里,范雎为了免死脱生,相继采用了两条计策,其一是佯装死去,迷惑魏齐。魏齐对范雎,不打死不肯罢休,范雎看到这一点后即用此计,让魏齐要达到的目的在表面上实现,以此来遏止魏齐的摧残手段。范雎既无法改变魏齐的致死目的,又无力制止魏齐的致死手段,那么,佯死一计就成了他自我保护的最后一着。范雎相继的第二条逃生之计是贿赂守卒,争取协助。守卒乃奉命守尸,彼此无仇,范雎对其诱之以利,遂将其化作自己暗中的帮手。由于此计的实施,才使自己脱离虎窟,实现逃生。
济阳君:矫命自攻,陷害政敌
《韩非子?内储说下》讲述了魏国济阳君借君王杀害政敌的自攻之计。魏国有二位大臣与济阳君关系不睦,为除掉二人,济阳君让人捏造魏王之令,兴兵进攻自己的封邑。魏王知道后制止了进攻,并且追查矫命之罪,他询问济阳君说:“朝中谁与你有仇呢?”济阳君回答说:“我与朝中谁也没有仇冤,只是与两位大臣关系不睦,但他们不至于到这个程度。”魏王问身边之人两位大臣是否与济阳君关系不睦,身边人都说确是这样。魏王于是认定是两位大臣捏造了王令,将两位大臣诛杀。
济阳君的自攻之计是以陷害政敌为目的的。他捏造王令,进攻自己的封邑。在魏王看来,进攻封邑事小,捏造王命事大。由于济阳君是捏造王命的受害者,当魏王追查捏造王命的犯罪人时,自然就首先想到了济阳君的仇人。济阳君是利用人们对自我伤害的难以置信心理,把自己暗中所干的矫命之罪“栽赃”给了朝中仇人,借君王之刀杀掉政敌。
当魏王按惯常思路追查济阳君的仇人时,济阳君仅仅提到他与两位大臣关系不睦,并佯为两位大臣开脱,这种故显忠厚的姿态其实是在有意衬托两大臣的机险阴毒,增加君王对他们的反感,同时又是在掩饰自己的陷害心机,避免君王对自己产生疑心。
作为济阳君自攻计的受骗者,魏王在处理此事上有着明显的失误,他仅仅用人们不会自我伤害的惯常心理去看待问题,一开始就排除了济阳君矫命的可能。当他知道两位大臣是济阳君的仇人,进而要惩罚两人的矫命之罪时,仍然没有想到将要诛杀的两大臣,有可能是被他们的仇人济阳君所陷害。他只想到济阳君是矫命的受害者,从而认定矫命者必是济阳君的仇人,但却没有想到矫命的真正受害者乃是两位大臣,而两大臣的仇人正是济阳君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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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就:偷浇楚瓜,以德报怨
战国时梁国(魏国)有一位名叫宋就的大夫。《新序?杂事》中记叙,宋就当年曾为梁国边县之令,与楚国相邻,两国边亭都种着瓜,梁国的人勤奋浇灌,瓜长得很好,楚国人懒惰,不常浇灌,瓜长得不好。楚国的县令为此责备楚亭之人,楚亭人心恶梁亭之瓜,遂晚间偷搔之,致使其瓜死焦。梁亭人发觉此事后,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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