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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能感受到自己的恩惠，他们对民心的归属极为敏感。田单疏忽了这一点，无意间触撞了君主的忌讳之处，受到了猜忌。

为了争夺被田单掠走的民心，襄王采纳了贯珠者的建议，他利用自己的君主地位，对田单的施民行为大张旗鼓地表彰，甚至提出一些更为优厚的惠民措施安排田单去做，他把上述表彰和安排有意公开，使人们传扬出去，实际上是有意显示自己对民众的恩惠之心，使百姓感受到王恩浩荡的滋润，也借以向人们表白，田单不过是君王恩惠的传送者，他所送来的恩惠，其实是君王赐予的恩惠。而当某些地方受不到恩惠时，民众必然认为是田单传送不及所致。齐王采取这种办法，不但彻底取消了田单惠收民心的可能，而且使田单必然承担偶尔惠民不及的责任。

齐王心恶田单之时，对田单有两种对待办法，一是处置他，二是嘉奖他。第一种君臣残杀的办法不仅会削弱楚国的力量，示弱于天下，而且会彻底地失去民心。齐王采取第二种办法，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应该说，齐王对田单的嘉奖完全是在私欲支配下的一种权术行为，这里是虚假的惠民，别有用心的嘉奖，缺少的是诚实和谐的人格形象。事实上，一副狭小的胸怀中毕竟难以长存恢弘的君子气度，古人云：“务伪不久，盖虚不长。”（《管子？小称篇》）任何虚假的面孔因为和本我人格相违背，终究会暴露出来，留给人的只是虚伪的印象。如果襄王具有真正的爱民之心，又具有博大的胸襟，那他必会有对田单由衷的嘉奖，必会有一个诚实和谐的人格形象，人们无疑也会赞许他驾驭下属的高明的施政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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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君臣：口诺实辞，口是行非

列国复杂的矛盾纠葛常使某些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战国中后期秦国在西部崛起，与关外数国的矛盾异常突出。齐国居处东土，与秦国没有接壤，两国的矛盾稍微缓和些，但这种局面却常常使齐国处于两种势力争夺的两难境地。齐国曾经用口是行非的策略手段谋求对这种困难处境的摆脱。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四？赧王中》记载，秦昭襄王见七国国君都称王号，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贵，于是准备称帝。他为了拉拢齐国，使齐王与自己分担各国的责难，乃让齐湣王也同时称帝。齐湣王受到秦王推举，很是为难。如果接受帝号，势必得罪关外五国；如果推辞帝号，则又拂逆了秦王之意。后来，齐王采纳了苏代之计，采取“受之而勿称”，接受帝号但不使用的办法，一时应付了秦王，又未得罪五国诸侯。

与此相同的另一件事是，《列国志》根据《史记？楚世家》所载楚怀王合纵六国军队伐秦时“齐独后”的事实，生动地描述了齐国当时对出兵###一事的计策谋划：“伐则结秦之仇，不伐则触五国之怒。莫如发兵而缓其行。发兵则不与五国为异同，行缓则可观望为进退。”（第九十一回）按照这一筹划，孟尝君田文率兵参战，但他一出齐郊，就突然称病治疗，一路耽搁不行，直到五国军队在函谷关之外被秦军打败逃归，齐军尚未进入秦国疆界。

齐国在上述两难的场合都是采取了口头应诺但不真正实施的策略手法，在两种势力的尖锐对立中，一种势力首先拉齐国入围，齐国口头上答应了其相约之事，因而取得了该势力的欢心；但另一方面，齐国在实际行动上找他事作借口，并不真的履行诺言，因而也不得罪另一相对立的势力。齐国用这种口是行非的计策来应付两难的处境。

应该说，口是行非的计策使施计人一时摆脱了眼前的困难处境，为其观察事态的发展，选择稳妥的立场和方针提供了较充足的时机。然而，它也给施计人从长远上带来了消极的作用：首先，它是一种伤害施计人信用的手段。尽管施计人在做出违背自己承诺的行动时，会找其他事情作借口，巧妙地搪塞别人，但个中隐秘终究会被他所搪塞的人所看清。如果多次使用此计，其心迹必然大白于天下，会造成世人对其歪曲型人格的塑定。其次，两种势力的对立和争夺，不会与施计人绝对无关。施计人对两种势力一味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似乎避免了矛盾，实际上并未能彻底解脱于矛盾之外，两种势力争斗的长远后果必然直接影响到施计人本身。口是行非，企图超脱于矛盾之外，反映了施计人对自己长远利害的短视，从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看，实是一种坐待焚身的拙策。比如，在秦国吞噬关外诸国的关头，齐国只有支持五国的生存，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齐国的执政者看不见这一长远利害，居处于战争的背后坐观列国争斗，没有给五国以坚决的支援，遏制秦国的兼并，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