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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兵，但他“用而示之不用”（《计篇》），派人出城商定投降之事。尤其高明的是，他派人出城“贿赂”燕将，求其入城后保护家小，把城中人的“胆怯”之情巧妙地透露给燕军，示卑骄敌，麻痹对手。“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田单在战场上组织反攻之前，用示弱假降之计彻底剥夺了燕军将士的战争意识，齐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的取胜条件已经成熟。

即墨城中止有精兵五千，反攻兵力严重不足，田单借助畜力作补充，用了火牛陷阵之计。齐人点火于牛尾，一是为了驱牛杀敌，二是为了引火于敌，火攻燕军。《孙子兵法》讲了“火攻五法”，并认为“以火佐攻者明”（《火攻篇》），齐军在反攻中火助声威，果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田单在此计的实施中注意到了以下三点，一是根据“夜战多火鼓”（《军争篇》）的要求，时间选择在夜晚；二是凿开城墙几十处，驱牛“由不虞之道”（《九地篇》），使燕军不及拒防；三是火攻中根据“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火攻篇》）的要求，派精兵随从火牛之后进攻，扩大战果。田单组织的这场短促的战争反攻完成得非常成功，真正做到了“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

开始强大的燕军最后成了战争的失败者，燕军的失败自有其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从兵法理论的角度看，燕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有如下诸多失误：第一，轻信齐人的离间之言，前线易帅，使不晓军政的人指挥军队，中了田单的第一计，失于兵法上所谓的“害军三患”（见《谋攻篇》）。第二，兵法要求在军队中“禁祥去疑”（《九地篇》），查禁迷信，消除谣言和疑惑，燕军却听任即墨城中所谓“天神相助”的迷信和谣言流传，未能消除田单第二计在本军中的恶劣影响。第三，兵法要求在两军之战中“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用兵忌讳被对方所调动，燕军却在城外轻信言传，滥施暴行，被齐人牵着鼻子行动，使田单的第三计得逞。第四，兵法明白地告诉燕将：“无约而请和者，谋也。”（《行军篇》）即墨人在并未受到困屈的情况下前来请降，燕人一点也没想到这已是田单的第四条计谋。“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行军篇》）燕人在两军相争的战场毫无谋虑却轻视敌手，失败已不可避免。第五，田单驱牛出城时，兵法最后一次提醒卧眠于床的燕人：“兽骇者，覆也。”（《行军篇》）野兽惊骇呼叫，是敌军在大举来袭。可惜燕人已被解除了战争意识，根本没有想到这一严肃的提醒，使田单的第五计收到了“攻其所不戒”（《九地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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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活用《孙子》，五计败燕（3）

田单以五条计策彻底扭转了齐燕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夺取了战争的胜利，这五条计策突出地体现了如下一些兵法原则：

第一，“兵以诈立”（《军争篇》）的原则。战争计谋的实质是对敌人的欺骗。胜燕五计充分体现着诡诈多变的计谋特点，其中有假情报、假信息、假恐惧，又有假神师、假投降、假贿赂、假龙兽等等。在这里，仅有目的是真的，一切可以为假。离开了“假”，就不会有田单的胜燕五计。

第二，“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战争自然有胜有败，决定战争胜败的一条重要规律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取胜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然后才同敌人决战；相反，失败的军队总是先贸然开战，然后企求侥幸取胜。田单指挥齐军战燕，严格遵循了“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从齐人驱牛开始起，两军战场交锋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而田单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之于战前对取胜条件的创造。前四计已经创就了齐军取胜的各种条件，造成了一种必胜的态势，有了这种态势，才任势求战，并迅速取胜，达到“势如弓广弩，节如发机”（《势篇》）的理想效果。因为，“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势篇》）“若决水于千仞之溪”（《形篇》），所向披靡。这就是田单取胜的奥秘。

第三，“奇正相生”“因敌制胜”的原则。战争理论反映着战争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战争实际则包含着任何战争理论都无法容纳的具体要素和特殊情况，人们在战争中接触到的都是战争实际，如何在自己遇到的战争实际中运用战争理论？选择战争理论的哪一条兵法原理？怎样按照兵法原理的要求组织战争实际中相对应的要素，并推动它们相互作用？这是任何一位通晓战争理论的将军在战争实际中会首先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