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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告诉他，鲁君的权力作用已把君主本人的意志转化成了臣民的意志，臣民的意志与君主的意志合而为一，虽然君主让臣民参与了决策，但实际上参与决策谋划的还是一个人。

晏婴对鲁国情况的分析是否合于历史的真实，我们在此尚难断定，但他的分析指出了民众决策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前提，即参与决策的民众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参与决策的人们总是迎合君主的意志行事，那么民众决策就徒有虚名。

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曾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思想，认为不同的东西相掺和，才能促进新东西的产生和发展，而同一的东西相添加，对事物的发展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晏婴是完全赞同史伯上述观点的，他曾以调味和奏乐作比喻，说明不同东西相掺和的意义，以此提醒执政者要注意不同意见间的相互补充（见《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是古代政治理论中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

晏婴对鲁哀公的回答是对上述思想的具体运用。对于鲁国政治的混乱，晏婴认为不在于君主采取的民众决策行为，而在于这种行为仅仅流于了形式。只有使民众以独立的意志参与政治，提出与君主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使各种意见得到相互补充和吸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决策方案，而这才是真正的民众决策。

晏婴的分析提醒人们，一个决策是否属于民众的决策，不能看民众是否参与了决策的谋划和投票，而是要看参与谋划和投票的民众是否真正具有独立的意志。民众决策之所以优越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同意见的争鸣和比较。

越石父：受屈知己，怒绝晏婴

越石父是春秋时###之地的贤人，一度卖身为奴。《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吕氏春秋？先识览？观世》、《史记？管晏列传》和《新序？节士》载，越石父一次反穿皮衣，背着草在路边休息，被晏婴看到了。晏婴问过他几句话，知是一位君子，遂解下左骖之马将其赎出，同车载归，到了馆舍，没有告别就进去了。越石父很生气，要求与晏婴断绝关系。晏婴派人对越石父说：“我以前并不认识你，你为奴多年，我看见后就把你赎出来，我对你还不可以吗？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和我绝交呢？”越石父回答说：“我听说，士人在不知己的人面前蒙受委屈，在知己的人面前扬眉吐气，所以君子不因为自己对人有功就轻薄人。我曾做了别人三年奴仆，那些人不是我的知己，现在你赎出了我，我把你当成了知己。开始乘车时，你没有推让我，我以为是你一时疏忽，现在你又不告别而进入馆舍。你不能对我以礼相待，我还不如去做别人的奴仆。”晏婴于是出见说：“当时我只看到了您的外表，现在我看到了您的心志。”遂将越石父待为上客。

晏婴以自己的骖马赎出了为人奴仆的越石父，以为自己对其有恩，于是在不经意间省免去了一些必要的交结礼节。越石父本是去随晏婴做门客，但他从晏婴无意间的怠慢中，感到晏婴并没有给予自己人格上的平等，于是生气地提出了辞绝晏婴的要求，认为当一个不受尊重的门客，还不如再去为奴。

越石父为人奴仆时，受着非人的待遇，也许他并没有对主人产生怒气，因为他明白主仆关系的含义，奴仆的地位使他不能奢望得到主人的礼遇和尊重。萍水相逢的晏婴使他获得了人身自由，他感激晏婴，并且引以为知己。希望得到知己者应有的礼遇和尊重，对任何人都不是过分的要求，但越石父却意外地从晏婴那里没有得到这些。

人们对不同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感情要求，其中关系越是密切，感情的要求程度就越高。人们在生疏的、或者相敌对的关系中，其感情可能会有很大的忍耐性，可以承受住相当的委屈、打击和伤害；但在亲近的关系中，在知己者面前，其感情的承受力却极为脆弱，经不起稍多的委屈和伤害。越石父在原来的主人面前能经受住为人奴仆的痛苦而稍无怨恨，却受不了晏婴的一点怠慢，就是因为他感到患难逢知己，对晏婴有着高得多的感情要求。

一个人帮助了别人，并不应居功自矜，因此而轻薄别人，如果他与受助人有着长期的交往关系，就应该彻底放弃助人后的恩德意识，不以恩德伤礼遇，始终给对方以人格的尊重。因为当别人真诚地接受了自己的帮助时，他已觉得双方的相互关系深化了一步，对自己的感情要求程度有了提高。晏婴对待越石父，开始时犯了一个错误，等他知道了越石父的心志后，一改前非，待其为上宾，才真正赢得了越石父的爱戴。众典籍为此感叹议论说：“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