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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堂做饭，为了多挣几个钱，有时她要干点背白泥上山这样的辛苦活儿。儿子张胜利在钻机劳动。由于他父亲的问题和临时工的身份，所以，他要比别人干更多的重活、累活。他们常常会受到一些人的奚落和侮辱。但这一切似乎已经习惯了，或嗤之以鼻，或置之不理，日复一日，如此而已。

杨义比张胜利小1岁，在其父母的教育下与张家姐弟关系甚好。他们本来是一个班里的同学，只是初中毕业以后杨义又接着念高中，现在他已经高中毕业了，而且考上了大学。他原来报的是地质专业，这是杨志和的主意，他总觉得他的儿子应该成为像张文光那样的有本事的人，因为他总觉得张文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可是，录取通知书上写的却是“钻探工程专业”，他有些不十分满意。但是，毕竟儿子是大学生了，他还是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喜悦向外流露着，一提起来，他就美孜孜的，笑得嘴也合不拢了。平时就好开个玩笑的他这阵子却总要接受别人的*：“唉！你儿子考上状元了，你得请客呵！”他立刻就会回答：“到家去！想吃什么，让你嫂子给你做什么！”于是那人又说：“在家里就打发了？要上馆子才行！”他当然也不含糊：“你说，是北京？还是上海？随你挑！”

杨志和真是个交得过的朋友，他认定张文光不会自己编造历史，他从心底里认定张文光是个好人，是个有真本事的人。就拿所谓反对苏联专家那件事来说，他就觉得不是事实。先别说那位专家还是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只就他不去现场这一点，肯定不会比张文光更了解实际情况。他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假汇报，他认定这纯粹是整人。所以，他让杨义抽时间去看看张文光。杨义听他爸的话，专门到山上看望了张文光，说他考上了大学要走了，让张叔保重。他还说，要是有什么事情，就找他爸，是他爸让他捎的话。张文光有些感动，他说：“好好念书。胜利就没有你这福气，是我害了他们。回去问你爸妈好。就说我这里还好，不用惦记。”

地质队出了个大学生，也算是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队里开大会欢送杨义上大学，领导讲话，学生代表讲话，家长讲话，然后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当了兵的二柱子正探亲在家，他拉着杨义的手不断地叮咛、嘱咐着。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分别时总是要恋恋不舍的，当年送他当兵时杨义也是这个样子。送杨义的汽车拉着杨义和他爸、妈，还有他的行李，以及人们送给他的罐头、水果等慢慢地穿过送行的人群，在“慢走！再见！”的呼喊声中渐渐地驶向远方。

这边锣鼓刚停下来，远处的锣鼓声音却又传来了。还没有散去的人们自然就又驻足观看。原来是山里的农民敲着锣打着鼓正在向地质队走来。他们还赶着一辆牛车，拉车的黄牛牛角上挂着红花，车上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那孩子白白胖胖的。他们大摇大摆、有说有笑地就进了地质队的院子，好像谁也不在乎似的。他们的领头人是他们生产小队的队长。他们声称要找领导做主，让他们把女婿接回去，他们说今天是专门来为村里的一个女子请女婿的。“谁呀？”有的人还纳闷呢。“不就是抱孩子的那个嘛。”说这话的一定是个“明白人”，因为他看出了这是个瓜女子。这种号称瓜娃子、瓜女子的人其实就是智力低下或者是极其低下的低智商儿，说白了就是傻，但又不仅是傻，还有近亲联姻造成的各种畸形。这纯粹是用一种悲哀换来的另一种更加悲惨的悲哀。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或者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交通的地方，尤其是在山里，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因为落后，因为太穷，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们；也因为太落后和交通太不方便，他们的女儿也嫁不出去。他们几乎是“远在深山无人问”的人。这个山头上、那个山腰里，零零散散地住着三家或两家，有的干脆就是他们一家。大凡这种地方，都是有一点儿淅沥的小泉水，他们便围出一个集水坑，用以满足生活的需要。有些地方为了开一个会，他们就每家出一个人，带着火把从黄昏就出发，等回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祖辈传下来的只能是近亲结婚，所谓“亲上加亲”，有的甚至是兄妹亲，叔侄亲。他们就这么一辈一辈地传承着所谓的瓜娃子、瓜女子。这种瓜娃子、瓜女子也是“瓜”得不尽相同，各种各样。严重的有的不能直立只能爬行，有的不会穿衣吃饭而是爬在地上用舌头舔食，父母怕他们走丢了或者是弄出什么乱子来，就用一条绳子把他们拴起来，以便于照看，真是惨不忍睹。今天来接男人的这个瓜女子，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了，因为她能基本自理。瓜女子一会儿笑着看看周围的人，一会儿又笑着看看她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