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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被王阿嫂收养，王阿嫂又被迫害致死。萧红这样描写着濒临巨变的小环：“小环是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不知方向，她惊恐的翅膀痉挛地在振动，她的眼泪在眼眶子里急得跟水银似的不定时地滚动，手在捉着自己的小辫，跺着脚，破着声音喊：‘我妈……妈……怎么了……她不说话呀！’”

这是一段精彩的白描，正像胡风先生的评说：这个小女儿是“发着颤音、飘着光带”站立在读者面前的。正因为小环是如此聪颖、如此质朴可爱，人们不能不担心她将如何生活下去。这一点，萧红没有给予回答，只静静地说：“小环再次流浪了！”理所当然，萧红不愿意给小环安排一个光明的出路，因为那将违背呼兰河的真实。

在呼兰河沉重的两岸，呼兰河人按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的评说）。这里的天空对人间是低的，对女性就更低。尽管如此，萧红在展现呼兰河人生活的同时，把她捕捉到在低压天空下的一缕亮色呈现给读者。在叙述了几个企图穿出封建牢笼的女性无视吃人法规的同时，她着重塑造了一个以求知为生命的染坊的女儿王亚明。王亚明幸运的是有一个开明的父亲，这位染坊主明白要改变生活处境就必须拥有知识。于是，他送女儿去上中学了。这是在特定的环境制约下给予女性的宽松，停滞在偏见中的社会却不接纳这种亲情的宽松。王亚明被富有的同学挤对、嘲笑，被道貌岸然的女校长蔑视。起因是王亚明有一双说青不青、说紫不紫、被染料浸丑了的手。这篇以“手”命题的小说，陈述了那些富有的、“讲卫生”的女士们屈从于社会的偏见，不懂得劳动在生命中的重要而认为那双手丑。那位自以为有知识的女校长，不懂得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劳动妇女掌握知识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表面上，富有的女同学、有学问的女校长比王亚明整洁、美丽；实质上，她们缺乏的恰恰是王亚明那坚决地为改变生活而奋斗的可贵精神。当王亚明被女校长以不可能考试及格的理由推出校门时，王亚明仍满怀信心地说：“回家把书好好读读，再来。”多么铿锵的语言，萧红为王亚明安排了一个虽然迷濛却是意味深远的结尾：“出了大栅门，她们（王亚明和接她回家的父亲）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濛朝阳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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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笔下的女人（2）

萧红在民族存亡的抗战大时代里，把她家乡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芸芸众生推向读者，重点叙述了女人的痛苦。那众多体现着中华传统美德——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人们，似乎仍在我们耳畔呼唤：呼唤着温饱、呼唤着自由、呼唤着女性的尊严。感谢萧红，为历史留下了这力透纸背的强音。

一代故人

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立意研究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东北女性文学，他在阅读了若干部东北女作家的作品之后，写信给我说：“我在深思一个主要的论题，我想那个两个字‘忍耐’是正好。我觉得您们满洲女作家特别了解忍耐，也许比别的中国人深沉的……我真的不知道您在那里找到了怎么庞大的忍耐。”（此信是用中文写的）

这位碧睛褐发的西方青年，用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解了东方女性的苦难，挖掘出来东北女作家的忍耐，且是庞大的忍耐。设如作为东西方文化沟通之点之线，可以说是起点不凡。

使司密斯困惑的、不知道东北女作家从那里找到的“忍耐”，对生长在东北大地上的女作家（包括我在内）来说，既简单又明晰。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有记忆的一天起，便是“满洲国”康德皇帝的臣民了。这个康德，除了他在诏书上使用的传国御玺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当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由满洲国的厚生省（相当于民政部）管。厚生省的主管是日本人，取暖的煤、裹腹的米，统统支援“大东亚圣战”去了。就是我们这些能读得起中学、属于上层社会的仕女，三餐中也有两餐半是高粱米，那半餐是苞米米查子、苞米面。幸而肥沃的黑土地能够收获土豆、萝卜，才免得我们吃草。白米，一般是朝鲜人种的，黑市价格高得吓死人。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得了肠癌，渴望喝上一碗白米粥，却直到闭眼，也未能获得一撮白米。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忍耐”伴着生命存在。

我高中毕业后，曾在《大同报》短暂工作过，与女作家吴瑛同事。我俩是省女中的先后同学，她大我几岁，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女记者了。她在《青年文化》（康德十年10月号）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鸣》中有这样一段话：“你是一条狗，你夺去并占有了我的一切，你还想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