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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委会的手工组做绣活。当我被劳动教养所释放回家、转归街道居委会监督劳动之时，是连跻身这个靠纤纤十指挣工钱的手工组都不够资格的；因为手工组的人都是“红五类”。“大革命”兴起之前，阶级斗争的弦没有绷得那么紧时，手工组组长常常叫我去帮助核对领活计发活计的会计账目，因为她一看那洋式的会计账就发怵。有些组员也不时叫我帮助看看自己的工分账是不是记得清楚。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很自然地产生了姐姐长妹妹短的邻里情谊，且有几个大姐要我帮助给她们上中学的子女补习功课，使我无可奈何的处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也为我能进手工组做针线垫了底儿。“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红五类”为了自保，不再跟我搭讪。那个跟我走得挺近乎的治安保卫组长董金娥，还当着管片民警的面，扇了她那14岁的儿子两个嘴巴。因为那少年叫惯了嘴，无意中又叫了我老师，没有跟我划清阶级界线。

居委会主任吕大妈，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是为外贸出口加工的绣衣厂的退休工人。能说会道，为居民谋划福利，调解邻里间的纠纷龃龉，很有些威望。“大革命”之前，地区搞清洁评比，搞拥军优属，接待参观等等，常常需要美化胡同墙上那几块用煤烟刷好的墙报，吕大妈便把这份义务工派给了我。她说：遵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这叫“人尽其才”。五颜六色的彩粉笔装饰了升平，也为我赢得了吕大妈的好感。每逢地区上级当众夸奖我们胡同的墙报搞得好时，吕大妈洋洋得意，不无炫耀地说：“这是个右派画的，这个人，改造得还可以。”

我改造得还可以，这是吕大妈的政绩，更是我的平安。就是这位居委会主任，在红卫兵小将勒令我搬出工作时租住的大北房时，她以管片内无空房、一时难以解决为由把事情拖了下来。她令我退居暗间，把两个明间退给房管局，用明间做了手工组放活发活的办公点，她说这样做是为了更方便监视我这个阶级敌人。暗中却使我免去了流落街头、连个栖身之地也没有的窘境；更实惠的是，我还可以只交暗间的房租。

我们胡同的管片民警，自从我划归他管之后，总是用种难以捉摸的目光看我。“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妹妹跟我学日文，我通过居委会的治安保卫组长向他呈交思想汇报。这是派出所指定，一月一份，非交不可的。他对我那金戈铁马狠批自己风花雪月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汇报从未批退给我，也从未对我改造得好与不好表态。我摸不清我的这位监督之神怎样看视于我，一见他就由不得心里发怵。日久天长，渐渐从心理上解脱了自己。他和教养所里负责改造我们的干事一样，要的就是踩在你头上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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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2）

手工组承接了一批带原样图的外贸加工定活之后，因为原图只有简单的英文说明，起针顺线的工艺流程标的是A、B、C、D。这就难坏了做活的人。她们怎么也看不明白那些圆套三角、四边形又内接圆的几何图形该从哪里起针，又是怎样换线顺线。手工组长跟吕大妈商定，把这个难题推给了我，要我按比例放大，并把A、B、C、D改注为1、2、3、4。这就需要一张桌面光滑的桌子，家里原有的书桌、方桌，我教养期间都被儿子换饭吃了。每逢来图，我只能卷起铺盖，就着床板，半跪着在地下动笔。这当然画得很慢，做活的人等不及就去向吕大妈诉苦，说抓革命促生产，无论如何也要给手工组解决一张桌子才好。

又是吕大妈向管片民警说了几卡车几卡车的好话，民警同意在他管片内被红卫兵破四旧砸烂的“封建家具”中，挑出一张凑合的桌子给手工组用。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东厢房的邻居郑大哥和他的儿子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副大队长郑庆海。郑大哥是新华印刷厂的老排字工，肚里很有几瓶墨水。“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愿意和我侃侃周幽王为宠妲己毁了国家、梁山泊众好汉算不算替天行道等等。“大革命”兴起之后，新华厂奉命承印红宝书，他便打发小兰子今天送给我一本正楷的红宝书，明天又送给我一本宋体的红宝书，更给了我一本译成日文的最新最高指示。我向他道谢，他说：“宝书多几本好，多了就证明你学习积极。”这爷儿俩个都是毫无瑕疵的“红五类”，他俩在那些缺胳臂少腿的砸烂家具中选中了一张柞木的大号八仙桌，只是四角上翘起的凤头被砸掉了，桌面并没毁伤。

这是一出人情连环套：民警是急群众所需，是爱民行动。郑大哥是为居民委员会办事，是组织指派。小海子更是责无旁贷，以西城红卫兵纠察大队长的身份，查查这挪用公物的行事中，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