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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族也必具有类似的结构，反之亦然。汉时匈奴已有二十四个部落的结盟，他们力之所及绵亘一千五百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公元前200年，他们曾号称以三十万骑兵围汉代创始者刘邦于今日之山西。上述数字可能夸大，但是无疑的，在重要战役里他们不难以十万之众，投入战斗，并且不必全数集结，而是在战场上协定，分成若干纵队。因为他们以游牧为生，在环境上占优势，此即军事理论家所谓“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当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骤。他们的及龄壮丁早已在马背上，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从来不缺乏流动性。

两方交战时其程序极为残酷，因为战场就是沙漠及其周边的草原地带，环境本来就萧条。当两方交锋之际，绝无后撤退却之可能，而以汉军尤然。战败者固然难幸存，即战胜者亦死伤惨重，逃脱几全不可能。俘虏数少，而交换之俘虏尤少。投降的则依例改换身份，从此终身夷狄。汉军战胜时则对部落之牛羊一网打尽，视作战利品。反之游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汉人，其惨酷少恩，也少幸免之处。汉代的征伐无非展开一种序幕，以后这两种文化尚要长久地在历史中胶结，没有一方能以永久的胜利或全面的失败改变局面。影响所及在中国的文艺作品里留下一大堆抒情的作品，有些爱国心长，摩拳擦掌地发出好战喜功的声调。也有很多在吟咏间，表现着厌战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汉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视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于战场。但是在征伐匈奴时他亲自作全盘谋划。他决定用兵的战斗序列，分配每一路军的人员马匹。每一战役结束，武帝也亲定赏罚。

每一次典型的战役有十万骑兵参加。支援的步兵及后勤部队又多出数倍，所以每次用兵，以牵涉到五十万人为常态。汉军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开，以搜索接近敌方，并预先订好集结会师的时日与地点。他们通常在本军外围五百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始终不遇敌军的情况常有之，通常情形是两军迎战，争斗惨烈。公元前99年的战役，中国方面之死伤率达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很少生还。公元前119年的战役，汉军虽获胜，但是十四万马匹出塞，不到三万南归。武帝长久的御宇期间，前后执行这样的战役八次。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鲜，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并且也在青海与藏人交兵。

政府征发与农民生计

全部战费为数几何？司马迁略称内地输送六十四石的粮食只有一石运达前方的说法，虽然不能在事实上认作确切无讹，但他这句话至少暴露后勤问题的艰巨。并且武帝之战略在于巩固边防，当敌方威胁既除，便大规模移民实边，因之耗费更多。很多筹款的办法因而产生，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以赎锾代刑罚，政府专利于盐、酒及铁，又直接参与经商。这种种征发，以及战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权之趋势有进无退。以下尚待说明，皇帝亲自与闻军政，与汉朝宫廷之政治有极大的关系。

汉武帝是否因他的军事行动而折断了帝国的脊椎骨？历史证据不容我作这样简单的结论。即在匈奴战事最高潮之际，中国境内的繁荣并未受影响。此中矛盾也给关心中国历史之人士一个机缘检讨一个具有恒久性的问题：从记录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十石。

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

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

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

每石值钱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

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

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

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李悝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弘羊主持。桑从商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