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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时人所洞悉。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三分政权的体制。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以后名号间虽常更变(如御史人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可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监察的职责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者担承。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之形象。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有好几个有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89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当公元184年,称为“黄巾贼”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他们密谋召集一支边军入都诛除宦官。但是宦官张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先下手。张让之弟张朔,过去在争执中为另一位司隶校尉李膺所诛,而他媳妇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矫传旨令诱何进入宫,当场将他谋杀。袁绍为何进报仇时,将皇宫焚毁,将可能拘捕的宦官全部斩尽杀绝,也逼得张让投水自尽。
文士自卫成了武将
至此汉朝可说气数已尽。被召入京的边军来不及参加这次政变,到达之后也无意维持秩序,其将领跋扈难以驾驭,其士兵目无纪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枢的领导力量无法挽回,乃纷纷回乡筑坞,组织私人的军队自卫。根据最初所谓“上天诰命”,皇帝纵不能一手管制社会上利害不同的各阶层,有如地主与农民、旧有和新兴的士绅阶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至少也要在他们发生争执时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实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一齐掀动。此后,汉代名存实亡,又苟延了三十年。皇帝此时实为囚人,国都则被焚,全帝国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长期的内战,自此席卷乡野,不少的文臣,虽有些志与愿违,也因时势变为武将。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预料天下将乱。可是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会因此失去其对称与平衡状况达三百多年。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在历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插曲。这场战役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因为两方主将之背景使读者能独具慧眼地看出他们冲突之范围。进军来犯的乃是袁绍,亦即以前企图一网打尽所有宦官的司隶校尉。在这关头他希望做由各地所组成的地方部队的领袖。他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经》起家。袁良以他所学传授于孙袁安。袁安因学术上的声名才干,从县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监察院长)、司徒(文教部长)。从此之后袁家再无一代未曾做到朝廷里的高官,有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的称号,当袁绍举旗而起的时候,他的附从者据说纠集了十万兵众在他麾下候命;又称其食粮曾以大车万辆自河北运来。抵挡他的乃是曹操,他的背景更为复杂。曹操之义祖父曹腾乃是宦官,以黄门从官的名义为太子侍读。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可是曹操自己也举孝廉,在朝廷政变之初,他与官僚集团之名士站在一起,以具有才能称著。他的军队大部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自军屯。他自称这时候仍在维持汉代的朝纲与体系,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为人所尽信。
第六章名士成为军阀(5)
曹操在官渡得胜,但是汉代终究缺乏起死回生之术。直到公元6世纪末期隋朝兴起之前,中国经历过很多局部的帝国与小朝廷的时代,同时也遭受不少异族的入侵。
第七章长期分裂的局面(1)
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会不安仍未获解决;甚且在一连串###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绝,胡人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