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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种合乎当时农业扩张的统治形态，又以宗法度使封建统治更加稳固。八百年的统治中，影响之深远，常使历史学家难于区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还是中国人的性格？

说来也难于相信，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讲，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虽说他受业于孔子孙子的门人，因之被中国的皇帝和文人尊为“亚圣”，亦即第二个圣人。威利（Arthur　Waley）在他的杰作《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与法家对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孟子》一书，是亚圣言行的记录，其中最后一章，缕叙周朝立国后七百年的事迹。他出生于山东之邹，在西安之东约七百英里。

孟子的政治观念

孟子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的时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诸侯开始互相攻伐吞并，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秦国。当孟子在政坛活动的时候还有十二国。他访问了当中的一国——齐。齐国的国王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打败了北方的敌国——燕。他企图并吞燕国，又怕其他国家干涉。孟子没有在战略上或外交行动上给齐王任何吞并或是撤退的劝告。可是他倒主张尊重民意，因此他给读者的印象则是，可能时，他会让燕国国民自决。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现实也不能得到齐王朝廷的欢迎，于是只好前往其他国家，希望有机会效力，得以宣扬“王道”，可是毫无成果。

然则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说他在提倡现代式的民主。他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即算孟子有时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种“公意”，如果把这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视作“公众的权力”，可是他所谓的自决，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自决。严格说来，其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他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文句里已经勾画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则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为标准。换言之，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天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样，认为这种施政方针始自七百年前的周文王。《孟子》一书与孔门子弟的《论语》同为君主时代的神圣经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试制度停止之日，同为皇帝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构成中国历史中持久不变的“茎干”。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做口头禅，前后宣唱达三千年，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精义。这样一来，这才值得注意了。如果说这是中国人的特征，也还未说尽此中的奥妙，因为其中尚有天候地理之因素在内。我们读《孟子》时，挑选某些章节和周朝立国后七百年的事迹对照，则当中的关系更为明显。

周民族的发展

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地提及农业。周人之始祖契据说自幼就熟悉栽种食物和麻，成年之后成为商朝的农官。直到商朝末年有关周人的历史才有相当的可靠性。这时候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到商代最后的一个国王期间，周王不是因为他的威势，就是由于他的仲裁力量，已开始打破局面。不少名义上受商节制的小国家，已开始向周臣服。周之势力东渐，及于汉水，尤其威胁商在东部平原的侧翼。商周武力冲突一开，周王西伯曾一度为商之阶下囚，以付赎得脱。

西伯的一个儿子终能纠集多数叛商的部落国家东征，于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这不同的日期，由于不同的专家据史迹考证而有此差异。读者必须知道：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因为自此以后，古书里提及天候星象的变化，可以和外间的记录对照。公元前841年前的日期带有推算性质，不能视作绝对的可靠。

叛商的领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创建的朝代，兹后连亘约八百载，可是他未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谥称“文王”。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