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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永乐间曾有数次调整诸如上述。其调整率仍不算过剧。在明代赋税粮额有最大的减削者，则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间明帝国内外交逼，征安南既骑虎难下，而南直隶各府县亦逋赋。苏州一府，赋额二百七十余万石，积逋至七百九十万石，近于三年额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丛书），6�11；《明史·周忱传》作八百万石。见《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弃交阯，又派周忱巡抚江南，作大量的减税，于是全国赋税由以前之三千二百余万石，减至两千七百万石左右。自兹之后，全朝代二百余年再未有剧烈的增减。如《大明会典》所列1502年为26　782　259石，1578年为26　638　412石《大明会典》；25�12。是也。

然则此2　600万石或2　700万石数字，仍只有相对的价值，而无绝对的价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赋米入仓，为国家收入之数量；也不能代表税粮之缴纳，为人民担负之数量，明代税制，赋税粮应由付税人缴纳于指定之仓库。此仓库或为附近之仓库，或为几千里以外的仓库，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如原定税率过高，地方政府无力征收，则以低于时价的折换率折银。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拟局部增税，亦不必宣扬增税，只是将其折换率提高。中国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经理上缺乏体系。此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独立之国家，决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据笔者估计，16世纪末叶，江南苏州、松江一带，其赋税粮“米一石”，最轻者，值银0�26两，最重者值银1�91两，亦即最重者为最轻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换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内所称：“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宋史》（中华书局1976标点本），174�4213。参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北京，1957），页221。。可见这办法已行于宋代。因之行政及经理的统计，也多名不副实。

此种现象可以认为官僚主义之作风者，则因为文官集团，有皇帝支持，自视其代表天意民心。只要行政设计为大局打算，对于纳税者个人，不负法律上的责任。而欧洲中世纪虽称“封建”，其座主及附庸之间，有合同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这种物质条件，既有历史成例，不容一方片面更动；更不容以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