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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概的认识。如果学者不怕文词粗俗的话，则是这社会形态，有如美国所谓“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今日我们看来，无法避免它守旧落后的观感。

但是这种评论是否公允？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20世纪的情形不满意而借题发挥？假使我们认为旧社会亟应改造，那改造的程度应当到达什么限度？我们既称革面洗心，是否对中国文化全部否定？如果明朝历史不对，那么是否“反明”的思潮和趋向，即可以导我们于正轨？这都是有待于历史学家解答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最近二十年来，明代史已被滥用。指槐骂桑或指桑骂槐是中国文人恶习。16世纪的人物与言行，一经渲染立即可以改头换面，成为政治上的工具。我们既不赞成这样的学术歪曲事实的办法，但是如何可以避免别人对我们作同一批评？

这些问题，不能在明代史本身上得到完满的解答。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们认作真理的环节，和外间侧面的事务印证，要能前后衔接，方为可靠。有些明史内的问题，其明显的答案尚不在明代史范围之内。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却只有经常和明史接触的人，才可以一眼看穿。这篇文章建议我们互相越界窥察，也希望明史外的专家，向我们作同一提示，因此彼此的研究更和真理接近，庶不致各造空中楼阁，反以学术上分工合作的办法当做个人规避责任的张本。

以下是我个人在这程序下尝试的初步结果。

第一，我们指责明代人事时，不能忘记大明帝国本身是亚洲大陆天候地理的产物。

明史里有两点地方，极易引人注意。在政治史上称中央集权，非常显著，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每个县令的任免，全由朝廷号令行之。地方政府的税收与预算，也不能就地斟酌，而中央政府有很多管理限制的办法。在社会史上讲，则以伦理观念代替法律，其程度之深，超过其他任何朝代。

这一方面固然是明朝人的眼光狭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环境使然。中国文化大部肇始于黄河流域，因为河水经过疏松的黄土地带，夹带着大量泥沙，容易阻塞河床。冲破河堤，常有酿成巨灾的趋向，局部治理无济于事。这情形在春秋时代已然。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即有盟誓；在各种经传有不同的传说，诸如“无曲防”、“毋曲隄”、“毋雍泉”和“无障谷”都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他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洪水者，仁人所恶也，吾子过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他颂秦德的碑文，录于《史记》，自称“决通川防”。可见因为大规模治水的需要，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在公元前即超过时代上其他条件，也不能闻问技术上是否合理，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前后皆然。

而季候风给中国农业的影响，也是强迫造成全国统一，逼成中央集权的重要原因。中国夏季的季候风由菲律宾海的方向吹来。这气流中带有水分，但是并不能保障下雨，而需要由西至东，及至东北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以致温度降低，其水分才凝积为雨。这也就是全国农民的耕作物，全靠这两种气流适时碰头。假使它们彼此错过，则成旱灾；要是它们在一个地区经常碰头，则此地必有水灾，而有时水旱并至。只有庞大的帝国，才能对付这种问题，这情形也始于公元前。假使我们打开《左传》一看，内中有许多因灾荒而发生战事的情节。《汉书·食货志》所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计算，中国历史里2　117年，曾有水灾1　621次，旱灾1　392次，其程度之高，值得朝廷注意Shan…yu　Yao，“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routh　i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1941…42）；；“Flood　and　Drouth　Data　in　Tu…Shu…chi…chr’e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8（1944…45）；。这种情形与《孟子》里面经常提出的“老弱转乎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