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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剖。书中说明中国的朝廷和社会,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组织和系统,做起事来,也有它特别的作风与节奏。间接上就表示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这些组织与作风,与西方的系统与节奏,有很大的差别。因之也是在“有”和“无”之间,反面检讨同一问题。
在这几年之间,我也常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事。要是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离开法律,而法律须要有国家作主宰,则我们应该先分就国家的畛域看,不应当先把中国的万历十五年看成了欧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事和英国的事笼统叙述。我已经看清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而且它又有一个直线式的发展,并且到了某一阶段,就变成了无可逆转的形势,可见“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李约瑟和我,又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文艺复兴及宗教革命有关,有前面所说的银行出现的次序为证,那我们何不也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样分作三段,从意大利到北欧再集中眼光于英国?这样一来,我在1975年写下的一段,说到现代商业组织的三个条件,可以当做我们的检查单(check list)用。只要我们把这三个地区达到这商业组织的程序按时间记下来,就应当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一种明确的线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国的时候,在行李中带着三十多本书和一大堆草稿。这时候李约瑟交卸了凯易思学院院长的职务,他的新办公室乔迁到剑桥火车站不远的波克兰兹街(Brooklands Avenue),称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这图书馆现属“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剑桥雪尔威斯特路8号(8 Sylvester Road)。——编者注我们综合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周读过,经他批评后修订。事实上意大利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欧的一部分,则用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已经符合我们的目的。只有英国的这一部分才比较详细。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讲,说到我们对这问题已有新看法,后经当地《新民晚报》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还是1983年在纽约。据他的计划,这批材料将来还是要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里面去,至于如何收纳,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从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张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订正重写,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其写法仍有个人风格。他的英文长达四五行一句,却又念来流利,也是没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约瑟收集了此书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来越多,原来一卷是一本书,现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还仍在继续膨胀,连他自己也说,“有几何级数的姿态”。最近甚至书数倒出,节三十三出版于节三十二之前,他又说“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6)
我和李公有约,则是我也可以利用这草稿,作我个人出版和演讲之用,但是总要申明其原底稿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史》。事实上我和他在1972年开始每周星期六下午在剑河旁边散步,至今已十三年,也很难说哪些意见是他的主意,哪些由我参入。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把我们这段奋斗一并写下,才容易让读者看出这问题的复杂。并且在评介之间,也可以说明我们自己达到未定稿的思想层次。也算是在贡献一个不同意见之前,对我们自己的立场有了一段交代。但是未定稿仍是未定稿。我这篇文章虽用1978年的资料作底,也加入了一些新意见,所以仍是文责自负。这样我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洋洋大观撑腰,却不受其作者的拘束。但是一个明眼的读者,在叹赏李约瑟博士慷慨之余,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个突破环境首先著书的识见度量,和兹后搜集资料,解决技术问题的工作,迥然不同。只是我既做后者的工作,现在又因时间上的需要,为这篇评介的文章,就在已经复杂的场面中添入更多的复杂了。
提到资本主义形成的作家,虽说意见分歧,却有一点共通的看法。从马克思到桑巴特,从皮永恩(Henri Pirenne)到布罗代尔,都承认它归根溯源始于14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其间的原因很多,如罗马法受了早期商业的影响,不受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束缚就是。但是事实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上好多城市,在此两方顾盼不及之间获得自由。其间取得一马当先的地位者则是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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