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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本主义，也不能如法家之全部铁面无私，而又要兼顾两家之长。即在专制时代的初期，皇帝已任用十三万个官僚去治理六千万的人民，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而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暧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读者可以领悟到天子之贵为“天子”，乃是不意之间被命运派去处理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借彼观此，可以想见密西西比河会更换河道而趋向弗罗里达入海；一次旱灾、蝗灾会使爱荷华及堪萨斯全部颗粒无收；而北方与加拿大为邻的国界大部为沙漠，当中只有很少的几个绿洲。汉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农夫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人民生计的关怀。我们无从指斥其全部为矫揉造作。因为他们向小自耕农抽税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是从一种比喻看来，他们所设计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还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轻。越去权威越远，与原来设想之间的差误愈多，所以权力务必凝聚在上。有时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实际情形的差异可以大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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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一帝国：树立楷模（4）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强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创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种习惯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现。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计可能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宫廷内外。

霍光于公元前68年在平静的情况下去世。但是两年后的一次政变使他的妻儿及多数的亲眷丧生。但一连串事件仍方兴未艾，外戚仍在宫廷之内的政治内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将军仅为朝中名号，已不参与边境之征讨。传统上这一职位总是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实际上居其职者总是一个政客，而不复为高级将领。总之他倚此名位声势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离宫闱之间的人主。这传统上之成例一经树立，以后只有继续展开，终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国历史中最离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为篡位者、伪君子和操纵言论的好手，可是另一方面也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带革命性的人物。环境上显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评断，可是没有一个简单的称号足以将他一生行止归纳无余。好在我们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研究历史，用不着将他详尽的传记搬出。

王莽是汉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个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后的父亲。他自己于公元前1年为摄政之前，他的三个叔父和一个从兄已相继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号辅政达二十八年。当时汉代宫廷陈腐无生气，如果王莽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他的功业可能被历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实，因此他以华美的言辞所作的各种公告更带着盲人瞎马的成分，他的矫揉造作也更不可宽恕。

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问题也与两千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之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于生产品之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