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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上演《伊根下士》——一部讲第一次大战中一个爱尔兰士兵的喜剧，菲尔·斯通的弟弟吉姆饰演主角，伊根的死党、犹太人伊齐·戈尔德斯坦这个滑稽角色由威廉·福克纳扮演。有好几个福克纳的朋友参加演出，但是谁也没想到福克纳也会决定参加。然而伊齐·戈尔德斯坦这一角色既熟悉又陌生，对福克纳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反映了福克纳在牛津的处境。

福克纳自己说过，他在牛津既觉得舒适自在、又有点拘束。

与此同时，哈尔·史密斯决定出版《圣殿》，引起牛津人的公愤。他以前说过，出版《圣殿》会使作者和出版者都坐牢；现在他认为这本书可能赚钱，不仅能帮助福克纳还清欠帐，也能挽救财政陷入困境的乔纳森·凯普和哈里森·史密斯出版公司。11 月，史密斯寄来校样，福克纳读后自己也觉得生气。他知道自己写这本书是出于懊丧和愤怒，当然也为了赚钱。使他吃惊的是这些动机暴露得太明显了。作品写得粗俗不堪：“我读了，写得太差了，处理方式也低级。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冲动昭然若揭，从书中每个字都看得出来，所以我说我不能让它出版。”福克纳在写给哈尔·史密斯的信中建议把这部稿子报废，但是史密斯把解决经济困难的希望押在它身上，他需要赚钱，弃之可惜。因此回信说他要出版此书，福克纳回信说，如果要出《圣殿》，必须重新写过。史密斯告诉他说，重写的话，重新排版的费用，福克纳必须承担一半。即使如此，福克纳仍然坚持要重写后才让出版。

福克纳深知他必须“为这份权利付出代价”，但照旧开始重写起来。他不惜工本，大段大段地重写，然而丝毫没有减少小说中的恐怖和暴力场面——坦波尔遭强奸和诱奸，金鱼眼杀人害命，反而增加了私刑毒打李·古德温一节。删去和修改的部分都是些只与个人有关而与全局关系不大的材料，尤其是霍拉斯·本博这个写诗失败而当上律师的制造花瓶的工人。

在《坟墓里的旗帜》中，霍拉斯·本博钟情于妹妹娜西莎，虽在《圣殿》中同贝尔·米切尔结婚，但仍然藕断丝连，他的妻子贝尔说，“你和妹妹相爱？书上怎么说来的？叫什么情结？”贝尔的淫欲令他反感，他既怨她性欲太强，又嫌她唾手可得。于是他缩进狂想中去，不仅想他的妹妹娜西莎，还想他的继女小贝尔。乱伦之念对他始终极有魅力，其中奥妙就在于它使贞洁与狂暴的高潮得以调和。在《坟墓里的旗帜》中，霍拉斯坐在娜西莎的床上，陶醉于“把手按在她遮住的膝盖上所引起的那种放肆的宁谧感”。和见了水仙女而想入非非的神话主角一样，他满足于这种狂热的宁静，亲昵的贞洁，它提供他在狂想中制造一种“不容置疑的高潮”所需要的经验依据。在《坟墓里的旗帜》中，他眼看着贝尔的前夫哈里·米切尔抚爱小贝尔，小贝尔则盯住霍拉斯，“那份满面春风的羞涩，令人心醉”。和《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生一样，霍拉斯把忍冬花的芳香同良宵、心猿意马、不能完全克制的情欲联想在一起，不过，他的对象不仅是娜西莎和小贝尔，还包括他的母亲。这类意念之强烈，竟使他的梦想比生活更加必要。有时他梦见一些东西神秘而“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有时他梦见日后会有的东西。不过，他总是从半截子经验走向想象中的实现。他想起自己感受到小贝尔的动人魅力时，就回想到“玉米棒的隐约而愤怒的骚动”，又把这些骚动同强奸坦波尔的报道联系起来。然后独自坐着，手捧小贝尔的相片（而不是那只叫作娜西莎的花瓶），仿佛看到继女遭到奸污，“赤条条仰面朝天被捆绑在一辆平板车上，在漆黑的地道里疾驶而去。”《圣殿》修订稿中的霍拉斯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仍然情感错综复杂，茫然若失，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错位和替换，继续把乱伦看作情爱的最完美形式。但是，修订稿中霍拉斯的故事大加改动，特别是一些使它成为“弗洛伊德学说”的段落，“研究一个陷于半掩半露的乱伦妄想而不能自拔，以致丧失意志，不能行动、毫无勇气的人”。

在《圣殿》第一稿中，霍拉斯这条线同坦波尔的主线分庭抗礼；第二稿中，它不是对抗而是引申坦波尔的故事。

从一个插曲到另一个插曲，霍拉斯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受金鱼眼的变态和暴力摧残的女人，他企图为李·古德温辩护，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软弱无力，结果一败涂地。到头来，只好承认恶的普遍存在，也承认自己无能而感到内疚，甚至多少也意识到是种种内在力量，包括他的乱伦狂想，削弱了他的战斗力。

在《圣殿》的修订稿中，小说成功地表现了这一切而不觉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