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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节省汽油，司机在两个半小时的行程中，大半时间把引擎熄掉，让车子沿着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槟城的时候住在韩瑞生家里。1942年，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大约四个月之后，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儿送回槟城，然后寄宿在纳福路我家，每月付点膳宿费。我们两人共用一个房间，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是九个月后，他认为不值得再留在新加坡，便回槟城去了。毕业那年，他是莱佛士学院成绩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为当年海峡殖民地常年征聘的两名公务员之一（他后来成为我们的财政部长）。但是，政府给他的薪水很少，配给品也不够，总之他所赚的钱不够养家，便决定回槟城，跟妻女住在一起。

我在槟城四处走动时，虽然很少看到军事活动，但是我不认为那里会平安无事。英军在南下新加坡时，必然以槟城作为垫脚石。到时，免不了会发生巷战，双方的军队会逐房逐屋打下去。于是，我继续前往金马仑高原，莫里斯·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时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储蓄过活，同时种些蔬菜和块根作物。我这次旅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这里的农夫正迫切需要这种钢制锄头来干活。我乘火车回新加坡时，买了一篮漂亮新鲜的蔬菜，都是新加坡无法买到的。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一直守着这篮菜。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亲商量，我们认定最好是搬到金马仑高原去。第一步是把纳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权卖给一批在〃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们付给我们为数相当可观的6万元香蕉票，好让我们迁出，把这座租金受统制的房屋移交给他们。接着，我向报道部递交了一个月的辞职通知。

有人跟踪我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盘问。但是，日本宪兵并没有传召我去，而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不论白天晚上，总有人跟在我后头。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过，唯…的结论是有人向日本宪兵密告我是亲英分子，说我把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战争消息泄漏出去，这就是我要离职的原因。每次至少有两个人出现在维多利亚街我们新搬进来的店屋外面。我们是在迁出纳福路的房子之后，搬到这座店屋来的。房东是父亲的雇主，也就是亚历山大路的油供部门。其实它是一个刚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着一桶桶的润滑油，地下还埋着一个汽油箱。楼上是住房，还有浴室和厨房。

为了证实我的确被跟踪，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从楼上窗口向下窥视，注意那两个华人的动静。他们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维多利亚街角头的一张凳子上，两辆脚踏车就停在附近。后来，我故意骑脚踏车在这个街区绕一圈。我回来后，两个弟弟证实我一出门，那两个人也跟着走；我回来时，他们也跟着来。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这情形告诉母亲，而且认定我还是不要离开新加坡为妙。如果我尝试离开，日本宪兵很可能把我拉到宪兵部去，进行严厉的盘问。假如我留下来，大大方方的四处走动，从事黑市买卖和制造胶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相信日本宪兵不会找我的麻烦。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延续了八个星期左右。偶尔在凌晨两三点夜深人静时，一辆汽车突然间从维多利亚街经过，停在这条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处。这时候，我一想到日本宪兵可能来找我，心里头所产生的恐惧感是很难形容的。跟多数人一样，我听说过日本宪兵拷打人时手段是多么毒辣。他们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印着〃宪兵〃两个红字。他们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就连高级军官也不敢过问。他们的总部设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分部分别设在欧思礼坡、史密斯街和桥南路中央警署。住在这些宪兵部附近的人家说，他们经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时的哀号声。日本宪兵料想这些声音会使邻近的人家产生恐惧的心理，他们会把内心的害怕传开去。这是日本政府故意采取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恐吓当地的老百姓，使他们服服帖帖，易于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组织和传播同盟国消息的网络都没有联系。我没有必要秘密收听任何无线电广播，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处理西方的新闻报道。我下定决心，如果不幸被捕，我会告诉他们我所害怕发生的事，就是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