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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才升到银行总经理的职位。我恳请他把女儿嫁给我，并同他商量结婚的日期。他听了惊讶得发呆。他一直以为我父母亲会通过传统的方式登门造访，向他提亲，没想到这个冒失的青年竟然亲自上门来求亲，而且自以为一定会得到同意。不过，他没有当面说我什么，只是后来在芝面前发了一阵牢骚。我们同意先订婚，到9月底才结婚。黎觉在报上看到我们的订婚启事后，表示愿意聘请芝为见习律师，薪水每月500元。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芝，她马上接受。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太方便了。我们两人可以一起上班，而且每天都能见面。

1950年9月30日，我们秘密结婚将近三年之后，在婚姻注册局举行第二次婚礼。芝接着搬到欧思礼路38号。母亲给我们买了一些新家具，我们正式的婚姻生活从此开始了。但是芝却觉得很难进行自我调整；她现在必须适应李家的生活，而李家除了我祖母、父母亲、妹妹和三个弟弟以外，还有几个印尼来的亲戚。这几个亲戚寄宿在我家，帮补了母亲的收入。

我加入新加坡岛屿俱乐部，以便继续练打高尔夫球，好使自己在英国廷塔格尔所学的球艺能够保持下去。一段时间我很热衷于打高尔夫球。一天下午，尽管下着雨，我还是跟芝一同驱车到高尔夫球场去。来到汤申路时，我的史都巴克牌汽车突然滑向一边，掉头转了个弯，滚了两滚就翻倒在柔软的草坡上。我吓得目瞪口呆，芝也一样。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没事。我们很幸运，没受一点伤。如果我们再往前一点才翻落在路边，汽车势必撞向一条大水管而不是翻倒在湿地上，我所热中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此告终了。

我心中烦躁，坐立不安。新加坡的政治令人灰心丧气，甚至义愤填膺。权力集中在总督、辅政司和律政司手里。他们聚居在象征权力的总督府范围内。总督住在最大的一座大楼里，也就是总督府。辅政司住在仅比总督府小的洋楼，律政司住的是又次一等的洋楼。至于副辅政司和总督的私人秘书，则分别住在另外两座洋楼里。这五座建筑物之间每天都有24小时的私人电话驳接服务。

这里才是真正的政府权力中枢。总督之下设有一个立法议会，25个议员当中只有6个是当地选出的。其余不是由英国官方委派，就是由政府官员担任，而以辅政司为首。1951年，民选议员人数增加到9个，但是他们没有决策的权力。在民众眼里，他们毫无地位可言，所以每次市政会或立法议会选举，投票人数都少得可怜。

我的老板黎觉是新加坡主要政党进步党的策划人，该党的领导人多数是30年代在英国念法科或医科的留学生。他们对英国的价值观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像我祖父一样，凡是英国的东西，样样都是十全十美的。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这里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能力，更没有信心。

我在英国期间读过伦敦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驻东南亚通讯员帕特里克·奥多诺万的报道。他形容旧一代的亚洲留学生，不论在情绪上或心理上，都不会为自由而战斗。他们的出发点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立刻接管和治理一个独立国家，需要再累积多年的经验才能办到。我认为他们既然不能站起来争取本身的权益，就别提站起来跟英国人对抗了。本地唯一有势力的人物是林有福，他担任新加坡书记与行政职工联合会的秘书长。

这些政客发表的演讲都因循苟且，从来不敢向英国的权威挑战。但是每当他们说出任何批评殖民地官员的话时，却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贝思形容他们为〃在奴颜婢膝中长大的人〃。贝思跟我一同搭乘〃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他在政府秘书处工作，我每次晚饭后到政府宿舍探访他时，两人总是把满腹牢骚尽情发泄。他是个欧亚裔，身材魁梧，说话缓慢，走起路来慢吞吞。他永远忘不了英国人对他的侮辱，很讨厌民事服务中一些英国同事的作为。

我决定做点事，以改变这种可悲的局面，所以恨不得其他朋友，特别是吴庆瑞和杜进才，早点从英国回来。1950年11月的一天，已经解散了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的过去的主要左翼领导人约翰·伊巴事先没通知便跑到欧思礼路来找我。我们在走廊里阔谈了半个小时。我问他，对于新加坡不能成事的宪制政治，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政党，做点实事，向殖民地政府的权力挑战。他不置可否，说道：〃你知道，紧急法令正在实施，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我相信他可能从林丰美那里得知我们两人在伦敦会面的事。他正在揣度我的意思，看我是否可能成为他们招兵买马的对象。

1951年1月，报纸报道有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