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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主席张梦生动员了总会的资源，并把车子借给我。他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地有一系列当店（许多当店是客家人开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是我在欧思礼路的邻居。我是总会的义务法律顾问。客家人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小社群，因此他们坚决支持我。新加坡零售酒商公会甚至允许我利用柏南街的会所作为竞选总部。许多人来捐钱，有人送来一捆捆的白布，以便用作竞选布条。他们不要求什么好处或报酬，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或报酬可以给他们。

我们遇到的一个后勤大问题是，怎样找汽车载送选民到投票站。选民坐我们的汽车到投票站的话，会不好意思，只好投票支持我们的候选人。这个做法是由英国人引进来的，对富有的政党有利，因为他们的支持者有汽车。我只靠各种个人关系弟妹、阿姨、客家邻居以及韩瑞生和他的兄弟等朋友。投票日我让金耀负责交通的安排。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当天许多汽车从新加坡各地集中到欧思礼路来，乱成一团，然后前往柏南街总部，再按拉票人员的要求到丹戎巴葛四处接载选民。他得设法维持秩序并定下一个制度。他也说服一些汽油站接受他和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书记签名挂账，因为朋友们打满了汽油才把汽车借给我，我们得打满汽油才把汽车还给他们。油钱由选举基金支付。

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林清祥和蒂凡那的选举代理也向我要求拨汽车给他们用。来自教师公会的甘绍仪坚持要我拨30辆车子给蒂凡那。甘绍仪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4月21日，选举结束三个星期后，芝写了一封信给在英国的庆瑞，让政治部拦截到，于是留在档案里。信件内容通过描述工会和华校生在拉票和分配车辆的活动中有所偏袒，生动地说明了他们实际上在替谁进行竞选活动：

〃哈里的帮忙者、拉票人员、演讲者是老实透顶的工人邮差、书记、店员、一个在牛车水摆食物摊的小贩、印刷工友联合会的主席等等。

〃投票日早上，蒂凡那犯了错误，他派甘绍仪到欧恩礼路38号来拿分给花拉公园的车子。我们的交通委员会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借给哈里的百多辆车子里）找出能派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的车子，因为多数人（像我们对面的客家邻居）是把车子借给李光耀本人，不是借给行动党，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让汽车开到丹戎巴葛以外的选区。因此得认真分配汽车，主人没有意见的车子才派到其他地区。当分到花拉公园的汽车来迟时，粗鲁的甘绍仪竟然厚颜无耻地大吵大闹，非要车子不可。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以最高票数当选

4月2日投票，我得到6029票，两名对手分别获得908票和780票，我以最高票数当选，跟对手的票差也最大。林清祥、阿末·依布拉欣和吴秋泉也当选。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这次选举引起的最大冲击，是进步党一败涂地，人们本来以为它会获得最多议席。劳工阵线竞选17席，赢得了10席，马绍尔当上首席部长，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行动党竞选4席赢得3席，其余8个议席归小政党和独立人士。进步党只赢得竞选的22席中的4席，民主党赢得20席中的3席，但两党却是钱最多，选举工作人员也最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进步党早在1947年便成立，成员只限于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一些在本地安家落户的英国佬，如黎觉。黎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输了，因为他们现在人数比〃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少得多。民主党是1955年3月才成立的。当时中华总商会发现，在林德宪制下自动登记，许多说华语和说华族方言的选民会被纳入选民名册。大致说来，两党都代表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上层，但一个属于英国殖民地当权派，另一个不在掌权的圈子里。民主党成员是华族进出口商、零售商、店主、银行家、树胶业巨子和锡业巨子，生活过得不错。他们是当时说华语或方言的传统行会领袖，管理着自己出钱开办的华校，担任董事会成员。华族会馆所设慈善医院和其他福利组织也是由他们提供资金和管理的。他们以为选举是他们升上掌权地位的机会，那会使他们生意做得更好。他们也相信自己能利用华校中学生的力量支持民主党，因为华校中学生是他们的子弟，他们一直同情华校中学生捍卫华文教育的事业。

因此，进步党和民主党两党文化差距很大，无法调和。所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