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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我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剑桥就在北海风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泽地以南，比伦敦冷得多，也潮湿得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来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长的。尽管如此，在伦敦待过之后，剑桥是另一番天地。在战争刚结束的年代，这个地方上的集镇宁静安详。车辆不多，脚踏车不少，私人汽车只有三几辆，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车。多数大学教师、学院研究生、导师、讲师和教授都骑脚踏车，包括菲茨威廉学监本人和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叫温菲尔德的在大学执教的律师。后者75岁左右，骑脚踏车动作还挺麻利。大学生活跟莱佛士学院差别不大。

我花8英镑买了一辆脚踏车，二手的，还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买的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自然不能相比。这是一辆设备十分简单的脚踏车，20多年来由学生们一手转一手地传下来。车把前有个柳条篮子，用来放书籍、学生袍等东西。脚踏车没有链罩，我跟大家一样，骑的时候用夹子夹住裤管。这里的生活叫人不满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没有煤烟，没有尘埃，没有喧闹的车辆来往，没有巴士，也没有地铁。我精神振奋了。

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骑脚踏车到处逛，下雨也不例外。买了件连帽粗呢风雪大衣，这是海军部的剩余物资。风帽既能保持头部干爽，又能撩到背后。虽然毡不如羊毛那么暖和，但也顶事。三餐问题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还是以英国传统方式烹调，谈不上可口，但比较有营养，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深海鳕鱼和大比目鱼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惯的近海鱼那么好吃。完全没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盐和胡椒，有如在〃大不列颠号〃一样。不时会有奇特的荤菜，像鲸鱼肉，腥得不得了，难以下咽，还有罐炖野兔肉，这是英国佳肴，可我始终不喜欢。我在清洁潮湿的沼泽地骑脚踏车，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后，蒙蒂罗医生替我用X光检查肺部，他通知说我在英国读书时期患过轻微的肺结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里只显现白色的一块。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能到剑桥读书而高兴。留在伦敦的话肯定好不了。

为了锻炼体魄，我决定参加划船俱乐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里，而是在河边练习划桨，坐在一艘不动的练习艇里，接受如何握桨，如何伸展身体往后拉以及把脚放在什么地方的训练。经过三星期每星期两次的训练之后，我便正式划船。第二个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风雪，我以为练习会取消便没去，过后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七个船员和舵手都到了，由于我缺席，凑不够八个人，划不成。我认定英国人必定是疯了，于是放弃划船，离开俱乐部。从此骑脚踏车从宿舍到讲堂听课，听完再骑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锻炼身体。

法律系第一年预备班学生人数大约只有30人，比伦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学的多数是前国民服役人员，他们获得特许，读两年便能考取学位，不必三年，因此直接进入第二年。他们是跟我一起读第二年。在这之前，我得读第一年预备班，总共要读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学来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我当时已经23岁。还有几个学生来自马来亚，包括20岁的杨邦孝，他来自吉隆坡（90年代他担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个学期没上课，邦孝借笔记绘我。笔记写得很工整，很全面，对我没听过的课做了很好的概要记录。他的笔记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剑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科目跟我在伦敦第一年的课程不一样。伦敦的水平更高，包括宪制法和契约法。剑桥要学生先了解历史背景，所以必须修英国法律制度，这在律师考试里是完全没有关连的。对于罗马法，伦敦和剑桥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我应付过去了。我非这样做不可。在大学的复活节假期里，我拼命补完没学过的功课，赶上了其他同学。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试举行时，我已经准备得不错了。

严冬过后是愉快的夏天。树木葱葱郁郁，剑桥焕发出新的光彩，学生都穿上颜色鲜艳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个星期后的6月，考试成绩在评议会揭晓时，我欣喜雀跃。我和另几名学生考获一等荣誉。我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父母。

学监只凭我过去的学业成绩，就让我直接进入第二学期，我为没叫他失望感到高兴。同学们都管学监叫比利·撤切尔。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脚踏车，准备进去吃午餐时，他看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