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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山月记》发表于老牌文学杂志《文学界》，受到瞩目。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同年相继出版长篇小说《光风梦》与小说集《南岛谭》，并写下大量新作（遗作）。年底因宿疾哮喘去世。

甫一绽放，旋即消逝，如彗星只留身后光芒引人追想。

中岛敦去世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事平息后，中村光夫等人整理遗作，编辑出版《中岛敦全集》三卷，获每日出版文化奖。《山月记》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脍炙人口。

在为数众多的铁杆读者中，至今还有人惋惜，“如果他能活到二战后，又会写出怎样的作品呢？”

加藤周一曾说，与明治时代以前相比，大正时代以后作家的特点就是不再具备汉文学功底。这话对中岛敦却不适用。

他出生于汉学世家，祖父、叔祖、伯父均为名闻一方的汉学家，父亲也在旧制中学担任汉学教师。中岛敦受伯父影响尤深，著有《斗南先生》追忆。

在这样的家世熏陶下，他有意识地将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汉文水脉溶入现代日语，自然而不露痕迹，水乳交融之中独具文章之美：格调高雅、琅琅上口。

中岛敦熟读中国古典，小说从中取材正如取自自家药笼，不过所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

他借司马迁之口赋予“述而不作”新的解释。“这是怎样生机焕发的叙述方式！不具备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的人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叙述。”古典世界中巨大历史冲突下的人物命运本身具有典型的故事性，而中岛敦用“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照亮了其中深藏的“存在”主题，使作品获得现代特质。

例如《李陵》一篇，将李陵、司马迁、苏武三人的境涯遭际进行对峙交错，拷问“我在”的主题。开篇即以近四分之一笔墨描写李陵与匈奴的战事，“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一场场抵死苦战至于无奈受降的经过写得惊心动魄。同样，司马迁受宫刑之辱、苏武北海牧羊的古老故事也在重新聚焦下焕发出异样的现实感，与千载之下的读者呼吸相接。

在《山月记》中，他从李徵化身为虎、摇摆于人虎之间追问“存在”的危险边界。对诗歌的执着，竟使诗人身沦异类。此种诡异情境，中岛敦自己似乎也在内心偶有涉足。

在《狐凭》中，他进而上溯潜行至“文学”、“历史”的发生源头，刻画在无文字社会中，“文学”、“文字”的初生是怎样非同寻常、魅力四射而又危机四伏。

对于“文学”异物最感同身受的追历，无疑就是《光·风·梦》了。这部小说曾被推举为日本纯文学最高奖项芥川奖的候选作品，由于与当时文坛主流大相径庭，评委当中尽管川端康成极力保荐，最终在其他人反对下落选。

有趣的是，中岛敦似乎早就在小说中，借主人公R．L．史蒂文森之口做出了回应。“浏览一遍邮船今天送到的杂志上的评论，发现对我作品的批判大致来自两种立场。也就是说：认为性格或心理小说至高无上的人们，以及喜欢极端写实的人们。”然后他表示前者“啰嗦讨厌”，而后者以“左拉先生烦琐的写实主义”为代表，“据说把映入眼睛的东西事无巨细罗列下来，就能得到自然的真实。此种浅陋真可大发一笑。”

《光·风·梦》是复调小说，在叙述者第三人称的叙事与史蒂文森第一人称的手记这两条线索平行交错中展开。叙述者的目光与其说客观冷静，毋宁说是亲切同情，这使得两个声部此呼彼应，错落和谐。又如从不同方向打出的两束追光，聚在一处，映照出一片丰饶美好。

中岛敦与史蒂文森之间有着太多相似之处。苏格兰小说家史蒂文森一生留下了《宝岛》、《化身博士》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却只活了短暂的四十四年。他从小患肺结核，在人生最后几年只得离开潮湿多雾的英国，定居当时处于英、美、德三国殖民统治下的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并最终葬身当地。《光·风·梦》描写的就是他在萨摩亚的生活和创作、与当地雄伟阔大的热带风光以及动荡不安的现实政治之间的纠葛。

中岛敦从小患哮喘，与史蒂文森一样，总是受到剧咳的折磨。去世前一年，赴太平洋上的帕劳群岛，任日本在殖民战争时期所设南洋厅的教科书编修，对日本殖民统治颇多微讽。

两人轨迹如此重合，难怪他笔端常带感情。而取材古典时整饬典雅的文体，在描写南洋时变得明媚瑰丽，犹如碧空海风般自由自在地呼吸。下面这段话无疑是借史蒂文森之口诉说的衷曲：

“对自己的死他已经习惯了。或者更准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