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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徽之的御史，硬是叫举正搅黄了！

胳膊怎么着也要往里拐呵，他倒好，却来了个家鬼害家人。这么干，这仇要不深如东海，可就怪了！李徽之告了一状，说王举正怕老婆，请罢了他的参知政事。逻辑是铁的，无可动摇：连家里的凶脸婆子都制服不了，还能治理一个国家吗？

既是连襟说的这话，不由人不信。还有一条，也让人无可怀疑，举正的丈人不是等闲之辈，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尧佐。尧佐的父亲陈省华在太宗手下做过左谏议大夫，死后特赠太子少师。尧佐与哥哥尧叟、弟弟尧咨，都是进士出身。尧叟是真宗朝的宰相，尧咨也是做到节度使的人物。尧佐更是正儿八经的当朝宰相，调职以后，避亲的举正才做了参知政事。这样一个世倾朝野的岳父家，举正即便来头不小，也还是没法儿相比。从来女以家贵，妻子既有这么一个炙手可热的显赫家庭，举正要畏她三分，也就理所当然了。按一般道理，妻子应该向着小妹，举正越是怕老婆，越该帮连襟一把才对。可大家庭的事情，要比市井小民复杂得多，不能以常理来推论的。既然举正怕老婆，又死活要拉连襟下马，总该是她两姐妹不睦？这种事在官宦之家，正是屡见不鲜。

欧阳修、余靖、蔡襄正搜集炮弹，李徽之突然送货上门，哪有不用之理？当即连本上奏，请求罢免王举正，那理由自然更富有论辩色彩：《礼记？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家齐然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王举正视妻如虎，治家尚且不能，何以治国？任职以来，唯知怯懦缄默，一无所为，亟待罢去。罢去之后，谁任参知政事？笔锋一转，就转到了范仲淹身上：枢密副使范仲淹独具宰辅之才，岂可久在兵府？以范代王，最为合适。

仁宗不是从来就耳朵根软吗？既然多人连本上奏，王举正也确有怕老婆之嫌，不免他职也难了。好在王举正还有点儿自知之明，先自己上了一本辞职书。皇上顺水推舟，让他心满意足地去任外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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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一回（3）

可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却依然毫无动静。

自打进京任枢密副使，范仲淹、韩琦只在枢密院上班，朝参也只随班进退，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表现。

他们奏事，一般也只限于枢密院当管的事，绝不妄言其他。

有人上本请朝廷节减费用，朝廷下旨罢了陕西方面同州、解州等九个州军的公使钱一千八百贯。这公使钱，说白了就是官家的招待费，专供往来官员吃喝。这个钱没了，往来的官员就只能自己折腾酒饭了。范仲淹、韩琦当即上了一本，请仍旧拨放这笔款子。他们算了一笔账：一百贯只能养一个士兵，一千八百贯，不过养几十个士兵而已，而公费招待来往官员，可是《周礼？地官》早有明文记载的古礼。何况，这些州郡每年春后还要接待前来驻泊的军队，招待费也得在这一千八百贯里动支。为这么一点儿小钱，废了十几个州郡的待官、待将之礼，实在因小失大，断断不能。赶着其他地方也有人上书反对停拨公使钱，朝廷到底将诏书废了。

陕西营田，是要募兵开垦沿边肥沃的空地，增收节支，本来是件好事。可近边州县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愣是改弦易辙。一是，将逃亡人家废弃的瘦地，强迫分给人租种，让他们纳税纳捐；再就是，增加缘由佃农租种的官地的赋税。表面看去，营田收入增加了不少，实际都走了样子，不过敲诈佃农而已。范仲淹、韩琦上书，请求干脆彻底罢了陕西近里州县的营田，免得百姓无端增加负担。这也恩准了。

陕西方面的商业税收，远远无法满足边防费用的需要，先前已经有人请求卖官筹饷。范仲淹也上书请朝廷不妨网开一面，让有钱的人出钱赞助边防，朝廷给他们一顶纱帽，让他们过过官瘾。至于有人请求放松盐、茶等的专卖，减免商人的税收，他则坚决反对。国用已经不足，再放松专卖，减免商业税收，找谁要钱去？不取之于商贾，只能取之于农民。与其伤农，不如取之于商贾更为合理。

皇上那边呢，似乎也听之任之，没有一点单独召见、听取国是的意思。

两边都不着边儿，这事不是要黄吗？

欧阳修再也沉不住气了，借口西夏和议尚未定夺，赶着去见皇上。几句话说完，就直奔主题了：“陛下，其实，西夏的事问谁都多余，只有两个人心里像明镜似的。”

“谁？”皇上不由得问道。

“明摆着的，范仲淹、韩琦！他们两人在陕西边境多年，熟悉西夏事情，经历也多，胸襟见识又与众不同，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