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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关乎一个丑闻记者是否有资格进入新闻界。四个问题尖锐地突显在其拥护者与反对者面前：1。新闻业的责任到底是什么？2。公众的趣味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如何？3。我们的文化倾向是什么？4。互联网代表的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关系如何？普利策先生制定了新闻的最初模式，在林肯·斯蒂芬与门肯等人完善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新闻记者必须不顾一切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它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守卫者，是第四权力，是林肯·斯蒂芬所谓的“扒粪者”。也因此，早期的新闻记者大多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们更需要敏锐与勇敢。这也是新闻业最重要的原则，媒体是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它给予公众知晓权。

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上说，麦特·德拉吉的确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揭露者，他对克林顿丑闻的揭露所造成的影响不亚于《华盛顿邮报》对于水门事件的报道。就像他在接受NBC采访时说：“当然，我去那些发出臭味的地方。”

新闻业的初期充满了勇敢的业余选手们凭借激情来成为好记者的例证。但是，随着媒体对世界越来越广泛的报道及商业利益的需要，庞大的新闻机构成为调配这种复杂作业过程的必需产品。我们可以相信一家小镇报纸可以依靠几个人完成报道，但是我们想象拥有上千名记者，同时需要报道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事件的《纽约时报》如果缺乏一个严密的制度该如何行事。为了保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与公正性，这些大新闻机构必须安排严格的程序：记者—作家—编辑—事实核对员，这样繁复的过程尽量避免由于记者的疏忽和个人倾向带来的严重失实。

而伴随着新闻业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者进入其间。他们的价值观念必然与最初的草莽记者不同。强烈的精英思想使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筛选各种新闻事实，让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出版的东西面世。严格的程序与精英化思想很容易形成某种傲慢。他们成了向公众提供新闻的唯一源头。

这正是麦特·德拉吉在他的著作中竭力攻击的一点。他声称媒体正在被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新闻变成了一个大机构的专利。这些大机构离权力中心太近了，无法了解真相。而他则是一个人在操作，他坚持不需要编辑也不需要事实核实。所以他非常迅速却随意地公布新闻。他的哲学是：不管你提供的是谣言还是真实新闻，公众自然会判断。（但是德拉吉忽视了一点，他所挖掘出来的白宫丑闻是建立在《新闻周刊》放弃的报道上，也就是说真正提供新闻调查的依然是大机构，而德拉吉不过是更加勇敢地将它公布出来。）

这里，我们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媒体与公众趣味。让公众喜悦而让精英们愤怒的一点是，麦特·德拉吉最擅长报道绯闻与丑闻。依靠吸引公众低级趣味是新闻业相互竞争的最初形式。当年普利策与赫斯特之间的决斗，就是依靠大量刊发战争、色情内容来进行的。伴随着媒体的职业化与规范化，媒体逐渐形成等级观念。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人是一种具有各种需求的动物，那么他一定具有迥异的需求。到今天，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纽约时报》、《新共和》、《时代》这些以中上产阶级为对象、报道题材严肃、报道方式严谨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同样看到了《国民问询报》、《太阳报》这样的专以追逐明星、绯闻、奇谈为己任的“小报”，他们的读者群为缺乏良好教育的下层居民。长期以来，“大报”以一种“不屑”的目光来看待“小报”，这是一种基本的等级秩序。它的逻辑在于，文化有高级低级之分，趣味有雅致低俗之别。

无疑“连拼写都会出现错误”的德拉吉的关注方向属于后者。但是，真正让精英无法容忍的是德拉吉认为“小报”与“大报”并没有区分，打破了原先的秩序感。这在他的网站上，小报的谣言作家与斯坦福的大学教授具有同样的地位。德拉吉反驳道：“我从未觉得他们有什么区别。或许后者写得更有深度，用一种更加煞有介事的口吻。或许是因为我没有上学吧，所以我没有学会这样看待问题：谣言专栏水准低，而严肃的工作更值得尊敬……生活的斗争与人类存在的理由不会因为你驾驶奔驰还是步行而有所区别……新闻行业或许有不同的智商值，但他们是同一种情感。”

德拉吉尖锐地表现出我们的社会中越来越强烈的“反智”倾向。静下心来，我们会发现我们周围充斥着越来越多借着民主的名义来传播庸俗的“平等主义”的现象。倡导者坚持所有的人、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也因此，“小报”在社会上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1997年，在《纽约时报》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