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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青春男女幸运地在七十年代末就感受到了罗马尼亚电影中的欲望激荡，健康、丰满、阳光的男女身体，以接近半裸的方式冲击着上海的心灵，使他们内心洋溢起不由自主的情感。与《创伤》有着相同的命运，《多瑙河之波》也遭致了禁映的命运，在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眼中，这些半裸的肉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堕落和革命者灵魂的彻底空洞。

上海的青春男女则有着自己的文化判断、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如同他们永远不会忘却那个苦难的印度人在1979年的上海大街小巷中的歌唱：

阿巴拉姆，啊，

阿巴拉姆，啊，

命运让我奔向远方，啊，阿巴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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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对上海的影响比较曲折。发生在1961年世界最高山脉上的那场战争使得人类的两大文明暂时地拒绝相互触摸。但文化常常越过当代政治，人文常常突破当代的意识形态，电影《拉兹之歌》作为老片子重放在1979年的年末。“阿巴拉姆〃、〃阿巴拉姆〃的深切的忧伤呼喊深刻地打动着上海的青春男女，羞怯、腼腆、满怀着憧憬的上海青春伴随着《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在悄悄地成长。有个细节可以佐证这一点：

是在1980年的早春时节，上海的文化广场中正放映着《拉兹之歌》，黑暗中，一个叫作吴小青的上海女子，将她柔软的小手放在了同事黄远方的手中，随后，随着剧情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她将自己飘散着青春气息的嘴唇向他的嘴唇凑去，黑暗之中，当银幕上正发出着“贼的儿子并不是贼”的呼喊时，他们年轻的生命也发出着激｜情的咆哮。

时代立刻将要接近解冻的那一刻。

在美国专栏作家保罗·考夫曼的《中国正在来到的精神革命》的预言中，他是如此断言这个时候的这个国度和这座城市：

在旧中国崩溃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们把一切都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给了马克思主义施展威力的最好机会。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人这一点上却失败了。

面对这个失败，中国共产党政府必将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口号下往前走。但是，它的目标将不会再着重改造人的思想，而着重物质建设方面。可以，物质方面的发展，不可能填补精神的空虚，西方世界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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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2）

在保罗·考夫曼似是而非的预言中，在时代仿佛壮阔无比的表层下，其实埋藏着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南辕北辙的生命秘密，那是上海青春的秘密，也是上海时尚、消费、欲望的秘密，一句话，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秘密。

麦克·哈里斯老兄，邓丽君歌声中摇曳的超短裙（1）

七十年代末，上海的时尚可以用这几个短语来表示：麦克·哈里斯式的墨镜，独眼龙收录机，邓丽君歌声再加上那条无限美妙的超短裙。

先从美国人麦克·哈里斯说起。

借助于《大西洋底下来的人》，美国老兄麦克·哈里斯摧生了中国城市的第一次墨镜狂潮，他的独特面貌使得上海多少年轻男女为此迷恋并作出仿效，但其实他对上海青春男女的时尚暗示这股魔幻般的力量来自于上海开始进入一个电视时代。

1977年，当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之后，电视机这个闪光怪物就以疯狂的速度进入了市民的家庭中。这样的情景是屡见不鲜的：夜晚六点半钟左右，在上海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里弄里，人们一早就放好了他们因多年磨擦而显得油光铮亮的竹椅、竹榻，焦急不堪地等待着瑞华坊或某某坊居委会某个老太用钥匙打开安放电视机的箱子，然而，目不转睛地观看当年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

戴着宽大墨镜的麦克·哈里斯老兄出现在《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这部美国电视剧中。

这个电视剧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内容也乏善可陈：一个半人半鱼的家伙基本上无所不能，尽管没有《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那么伟大，但也算是七十年代末人类的一个小小救世主。他的一个独特标志，就是在英俊的脸庞上笼罩了一付墨镜，这付墨镜成了这个海洋底下来的家伙的重要标志。

七十年代末，经受了电视机文化反复熏陶的上海的青春男女向麦克积极靠拢，他们人人都以脸上戴上一付麦克式墨镜而自豪，与此同时，时刻提防上海警察捕捉的最早的市场经济先锋战士，从遥远的广州以“投机倒把”的方式长途贩运而来的廉价墨镜更是起哄